岭南位于中国最南部，北依五岭，南濒大海，山川秀美，物产富饶，历史悠久，文化多样，是中国极富特色的地域，在这里孕育繁衍出来的文学、绘画、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无不受到岭南文化精神的熏染，深深地打上了岭南文化的烙印，岭南小说亦是如此，它吸收了岭南文化精神，成为岭南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也因之具有了浓郁的岭南特色，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极富特色的分支。

岭南古代小说自汉至清，历经两千余年的漫长发展，取得了一定的创作成就，在每一阶段，即使是较为落后的阶段，都对中国小说做出了贡献。本文考察岭南古代小说各阶段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历程，总结岭南古代小说的总体特征，以最终确立岭南古代小说作为区域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中原古代小说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母体

岭南文化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巨大影响，与中原文化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从历史范畴看，岭南文化有悠久历史，它同楚文化、燕文化等一样悠久古老，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重要一员。”[1]同样，作为岭南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岭南古代小说亦与中原古代小说血脉相连，事实上，中原古代小说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母体，岭南古代小说是在中原古代小说的母体中孕育发展而来，先天带有中原古代小说的特征。

（一）岭南古代小说文体和创作风气深受中原古代小说的影响

中原小说自汉魏六朝至清末，各阶段都走在了岭南小说的前面，通常是中原地区先产生了某种小说文体，出现了某种小说创作风气，这种小说文体和创作风气进入岭南，岭南随之出现了相应的小说文体和创作风气，可以说，岭南历代小说文体的兴衰和创作风气的演变无不深受中原小说的影响。

中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由《山海经》开其端，两汉魏晋时期大盛，出现了《神异经》、《洞冥记》、《十洲记》、《博物志》等一大批作品，形成了创作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浓厚风气，此种文体和创作风气被中原作家带到岭南，于是岭南产生了最早的小说文体——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至南北朝，中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趋于衰落，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衰落稍晚于中原，但至唐代也明显衰落了。中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在内容上记载关于远国异民、山川道理、异物奇珍方面的传说，在艺术上追求描写事物的奇异，不追求情节完整，这些都对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代岭南中篇传奇《钟情丽集》打破了宣德至天顺年间传奇小说创作的沉寂局面，推动了明代中篇传奇的发展，但它实际上受到了元代中篇传奇《娇红记》和明初中篇传奇《贾云华还魂记》的深刻影响。清代中期，中原各小说文体都进入了繁荣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他们以严肃的态度致力于小说创作，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小说作品，文言小说有《阅微草堂笔记》、《夜谭随录》、《谐铎》、《子不语》等，通俗小说有《红楼梦》、《儒林外史》、《绿野仙踪》、《歧路灯》、《镜花缘》等，中原小说出现了竞秀争奇的局面，此时期岭南小说亦发展到了最高峰，涌现了一大批有责任感的小说作家，他们创作出了优秀的岭南小说，文言小说有《五山志林》、《霭楼逸志》、《邝斋杂记》、《粤小记》、《粤屑》等，通俗小说有《岭南逸史》、《蜃楼志》、《警富新书》、《绣鞋记警贵新书》等。清代后期，中原小说进入低谷期，通俗小说承前代余绪，无创新之处，文言小说则盛陈祸福，专主劝惩，甚至出现了宣讲圣谕的圣谕宣讲小说，岭南小说亦如此，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都没有出现优秀的作品，受中原圣谕宣讲小说的影响，岭南也出现大批圣谕宣讲小说。

（二）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是岭南小说的重要推动力

明之前，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相比于中原来说，是较为落后的，这不利于岭南文学家的产生和发展，更不利于小说家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明之前岭南本土小说作家仅有汉代杨孚，晋代的王范和黄恭，数量甚至少，没有成为岭南小说创作的主力。对岭南小说做出巨大贡献的则是客居于岭南的中原作家，他们成为明之前岭南小说的重要推动力，

早在秦汉时期，随着岭南郡县的设立，中原人开始迁入岭南；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避战乱，中原人再次大量迁入，衣冠望族，占籍各郡；唐代随着大庾岭的开通，中原人又大量迁入；宋元时期中原人仍持续不断地迁入。中原人的迁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政治、经济文明，还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文学艺术。一些中原作家或为官，或被贬，或避乱，或谋生，逾岭南来，三国时吴国万震客居番禺，晋嵇含官广州刺史，南朝沈怀远因坐事徙广州，唐代房千里任高州刺史，唐代刘恂官广州司马，唐代裴鉶寓居岭南十余年，宋代洪迈寓居岭南三年，宋代朱彧寓居广州，宋代蔡絛流放到白州，他们带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小说创作经验，同时又受到岭南独特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的熏染，创作出了反映岭南社会生活的小说，为岭南小说的产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中原作家，那么岭南小说的产生会更晚，发展也会更缓慢。

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全面发展，孕育出了一大批本土小说作家，本土小说作家成为岭南小说的主力，但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仍是岭南小说创作中的一支力量。王临亨广东办案，创作了反映明代岭南时事的小说；钮琇任广东高明知县，创作了反映岭南明清易代的小说，其小说成为清初岭南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俞蛟长期寓居岭南，缪艮流落岭南二十余载，他们创作的狭邪小说丰富了岭南文言小说的类型和内容，因此，明清时期，客居于岭南的中原作家仍是岭南小说发展的推动力之一。

二、岭南古代小说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岭南文化虽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具有不同于其它地域的文化特质，“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家族中的一员，构成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同时又是很有个性的一员，具有其他地域文化所不能代替的地位。”[2]作为岭南文化精神载体之一的岭南古代小说，因岭南独特的文化特质以及不同于中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而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独特个性。

（一）不同于中原的缓慢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岭南古代小说汉代萌生，唐宋时期逐渐发展，明代步入转折期，清代前期进入低谷期，清代中期进入兴盛期，清代后期又走向衰落，相比于中原小说，其发展历程是缓慢而曲折的，这既与岭南古代政治、经济密切相关，亦与岭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汉唐时期，中原小说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和传奇小说均获得了充分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此时期岭南交通很不发达，尤其是横亘北部的五岭，阻隔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影响了岭南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先秦时期，岭南基本处在原始部落文化阶段，秦汉至唐代，随着中原人口的迁入，中原文化得以在岭南传播，但传播的进程是较为缓慢的，岭南的原始文化仍比较郁浓，在这种文化状态下，岭南小说发之亦迟，演进亦缓慢，远落后于中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成为此时期最发达和最有代表性的小说，此外，还产生了轶事小说和传奇小说，但这两类小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创作队伍主要由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构成，这些中原作家关注虚幻奇异的自然、物产、风俗传说，使此时期小说呈现出浪漫主义气息。

两宋时期，中原小说继续发展，志怪小说、传奇小说、轶事小说都出现了大批优秀作品，更重要的是出现了通俗的话本小说。此时期随着中原人口大量迁入，岭南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岭南文化亦逐渐发展起来，但与中原文化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此时期岭南小说的发展仍落后于中原小说，依旧没有培育出自己的本土小说作家，创作队伍仍由客居作家构成，他们使岭南小说得以继续发展，但亦使岭南小说走向了一条畸形发展之路——作家们仍对岭南的奇异传说抱有浓厚的兴趣，小说文体仍以志怪为主，轶事小说十分凋零，传奇小说和话本小说更不见踪迹，小说文体的发展呈现出极度的不平衡，但志怪小说内容渐趋丰富，艺术表现能力也有所增强。

明代，中原小说进入了兴盛期，小说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完备，文言小说出现了“剪灯”系列等上乘之作，长篇通俗小说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杰出的作品，短篇通俗小说出现了“三言”、“二拍”等充满勃勃生机的作品。此时期岭南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活跃，海外贸易兴盛。由于经济发达，财力雄厚，岭南教育大兴，教育的兴盛使岭南人文骤兴，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岭南小说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最重要的突破是终于孕育出了一批本土小说作家，数量虽不多，但打破了岭南小说由中原作家一统的局面，为岭南小说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土作家改变了中原作家偏重于志怪小说的风气，开始创作轶事小说和传奇小说，这些小说关注岭南的社会生活，岭南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始萌生并有所发展，为清中期岭南小说的全面崛起奠定了基础。

清前期，中原小说仍延续了明代的势头继续发展，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创作十分活跃。此时期岭南小说并没有延续明代岭南小说的发展势头，反而异常冷寂，这与岭南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密切关系。清前期岭南战乱频繁，并受到了清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岭南人口锐减，农业和手工业衰败，商业和海外贸易凋零，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的破坏使岭南小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此时期岭南小说进入了低谷期，作家和作品数量甚少，由于明清易代，岭南小说中流露出故国之思，亡国之痛，暴露与抨击清统治者在岭南的罪行，为岭南小说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这一精神内涵为清中期岭南小说继承并发扬。

清代中期，中原小说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出现了《红楼梦》、《儒林外史》、《阅微草堂笔记》、《镜花缘》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此时期岭南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岭南的教育和文化也随之兴盛，岭南小说终于进入了黄金期。本土小说作家异军突起，人数众多，且大多为文化素养较高的文人士大夫，这使得他们能够创作出优秀的小说来，小说各文体得以均衡发展，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均十分兴盛，小说延续了明代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关注岭南本土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批判社会黑暗，谴责社会罪恶，反思社会问题，在思想内容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清代后期，中原小说进入了衰退期，各体小说数量锐减，艺术质量下降。此时期岭南虽然社会经济繁荣，但最先受到殖民者的入侵，社会各种矛盾十分突出，广州曾一度沦陷于殖民者，太平天国起义也从岭南爆发。岭南小说作家力图通过小说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但由于思想水平的局限，他们以因果报应的内容、劝惩善恶的方式劝人安分守己，从而达到巩固清王朝统治、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因此，此时期的小说不仅失去了清中期岭南小说的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反而充斥着大量的因果报应内容和陈腐说教。总之，此时期岭南小说在面对国家和民族危亡时，选择了退缩和封闭。

（二）明之前客居岭南的作家对岭南的想象

明代之前，对于受过先进文化熏陶的中原人来说，岭南是一块既具有蛮荒色彩，又具有奇异色彩和神秘色彩的异域。岭南地理较之中原十分不同，地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气候温热潮湿，地形丰富，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等，因此，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尤其动物、植物等物产资源繁多，这些物产是中原少见的，往往被中原人视为奇珍异宝。但岭南自然环境较中原又更恶劣，毒虫野兽到处出没，瘴疠病毒易于滋生，因此，被视为“烟瘴之地”、“疾疠之处”，这种自然环境影响了岭南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情风俗，断发纹身，衣着简便，架木为屋，濒水而居，喜食水产，民性强悍，好狠斗勇，敢于冒险，笃信鬼神，崇尚巫术，甚至有猎头、吃人风俗。

岭南这种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和文化带有很强的异域色彩，中原人对这一异域充满了好奇和渴求，但由于五岭阻隔，中原人对这一异域是知之甚少的，只能凭借一些流传的传说进行想象。早在先秦至汉初，中原人已经开始了对岭南的想象，《楚辞·招魂》把岭南想象为一个可怕之地：“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而祀，以其骨为醢些。” 《山海经·海外南经》把岭南人想象为“匈有窍”、“人交胫”、“面有翼，鸟喙”的奇特人，这些想象主要集中在对岭南原始部落的特征和生活习俗的想象，夸大或虚构某一奇特的特征或生活习俗，以满足当时中原人强烈的好奇心。

汉唐至宋元，一大批中原作家进入岭南，这为中原作家深入了解岭南提供了条件，然而，岭南的历史、政治、经济仍远落后于中原，社会生活也不丰富，因此，中原作家并不热心创作反映岭南社会生活的作品，这是此时期岭南轶事小说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中原作家感兴趣的是仍在岭南流传的传说，这些传说有关于原始诸小国的，有关于山川地理的，有关于动植物的，有关于奇珍异宝的，有关于神仙异人的，有关于神鬼世界的，这些传说都是中原所没有的，因此，他们热衷于记录这些传说。这些传说还激发起了他们对岭南的进一步想象，他们发挥想象力，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在这些传说的基础上大力虚构、铺陈、渲染，从而创作出具有奇异虚幻风格的小说。最典型的是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这类小说富有想象力，大量使用夸张手法。唐代裴鉶居岭南十余年，在充分吸收岭南传说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创作出了《崔炜》、《张无颇》、《蒋武》、《金刚仙》、《陈鸾凤》，此五篇传奇幻设离奇的情节，虚构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渲染奇异的环境，从而使这些小说具有了神秘的、奇异的浪漫气息。宋代洪迈的《夷坚志》一方面用夸张的笔法写动物的形体特征和异常行为，另一方面描写了岭南奇异的神鬼世界。宋代蔡絛《铁围山丛谈》中的《桂林韩生》更以独特的想象、浓烈的诗意描绘了一个奇异的情景：“从舟中取篮杓而一挥，则月光瞭焉，见于梁栋间。如是连数十挥，一坐遂尽如秋天夜晴，月色潋滟，则秋毫皆得睹……韩生者又杓取而收之篮，夜乃黑如故。”[3]至明清时期，寓居岭南的中原作家创作的小说才趋向尚实，但有的作品仍体现了中原作家对岭南的想象，如清钮琇的《海天行》以驰骋天外的想象，描写了雄奇阔大的海上、天上和龙宫等世界，具有浓烈的奇幻色彩。

总的来看，中原作家的创作充满了对岭南奇异事物、奇异风俗乃至奇异鬼神世界的想象，这使明代之前中原作家创作的岭南小说基本上以志怪为主。这些志怪小说风格奇幻瑰丽，呈现出浓郁的浪漫气息，为岭南小说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但这也使明之前的岭南小说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之路，即过于偏重志怪小说的创作，较少创作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小说。

（三）明清岭南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

明清以来，岭南社会经济已经处在全国先进地区行列，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兴盛，文化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中原文化成为岭南文化的主体。兴盛的经济和文化使岭南孕育出了一大批本土小说作家，明代有香山黄瑜、南海黄衷、琼州玉峰居士，清代有顺德罗天尺、东莞欧苏、番禺陈昙、阳春刘世馨、香山黄芝、潮州黄岩、庾岭劳人、安和先生、上谷氏蓉江、顺德何梦梅，他们成为岭南小说的创作主体。

明清以来，岭南的社会生活较明代之前丰富复杂了许多，岭南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这就为小说作家提供了创作所需的社会生活素材，更重要的是，明清以来岭南文化品格逐渐鲜明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文化价值观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反对空疏无用之学，这种文化价值观深刻影响了岭南小说的创作目的、创作方法和创作内容。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岭南本土小说作家关心岭南社会问题，倾向于创作反映岭南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的小说。于是，明清岭南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萌生并成为主导特质。

明清岭南小说反映了岭南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明清岭南富庶的经济、兴盛的文化、奇异的自然风物、丰富的民间传说，使岭南本土作家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形成了浓厚的本土情结，于是，文言小说作家或出于“备识乡邦轶事”，或出于“纪方隅之琐屑”，或出于“发南国之英华”的目的，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岭南各地社会生活的地方故事集。《五山志林》以顺德“英华”人物为主人公，这些“英华”包括慷慨激昂的忠臣义士，清正廉明的地方官吏，富有才华的文苑名士，还包括具有美好品格的奴仆、僧丐、妇女等下层人民，从而全面地展现顺德乡邦英华人物的风貌；《霭楼逸志》专记莞邑民间人物，主人公包括官吏、士卒、文人、商人、农夫、手工业者、仆人、强盗、和尚、囚犯、骗子、闺阁妇女、妓女等，在反映岭南社会生活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邝斋杂记》专记粤地文人士大夫，一方面表现了当时文人美好品质和聪明才智，另一方面批判了文坛的不良习气和文人的丑恶行为；《粤小记》着重记广州各阶层人物；《粤屑》记载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和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通俗小说作家亦热衷于此，《岭南逸史》表现岭南瑶族、汉族以及疍民等各民族的生活，《蜃楼志》表现岭南新兴商人和底层人民的生活，《警富新书》和《绣鞋记警贵新书》表现了岭南乡村市井的生活，《西湖小史》表现了岭南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总之，这些小说从官僚士大夫，到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几乎无所不包，从而丰富全面地展示了岭南各阶层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

明清岭南小说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明代中叶以后，岭南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此起彼伏，正统十三年（1448），广州爆发了黄萧养领导的农民起义，弘治、嘉靖、万历年间黎族人民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起义，万历年间粤西瑶民爆发了大规模起义。清代岭南社会依旧矛盾尖锐，吏治败坏，土地兼并严重，武备松驰，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不断，新兴的商品经济不断遭到来自封建政权的压迫。此时期的岭南小说作家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淑世精神，对弱小阶层有着深切关怀，因此，他们通过小说来反映社会问题，暴露社会黑暗，并进行强烈的批判。文言小说《粤剑编》中的《中贵之人入粤榷税》、《有言于税使者》、《粤东开采使》暴露和批判了明代有权势的宦官对岭南人民的横征暴敛，《五山志林》批判了明末政治的腐败和清初清统治者的狠戾暴虐，《霭楼逸志》反映了下层人民悲惨的生活，《邝斋杂记》批判了岭南官场的黑暗腐败和官吏的残酷。通俗小说的批判性更为强烈，《岭南逸史》批判了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蜃楼志》批判了封建政权对新兴的商品经济和底层人民的残酷压榨，《警富新书》和《绣鞋记警贵新书》批判了中国司法制度的极端黑暗，《西湖小史》批判了封建政权的昏庸腐朽。总之，明清时期岭南小说灌注了强烈的批判精神，这使明清岭南小说具有了较高的思想价值。

清中期岭南通俗小说具有积极的反思与探索精神。清中期岭南通俗小说作家大多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这使他们能够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他们不仅仅满足于揭露社会问题和批判社会黑暗，还力图通过小说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这使此时期的小说具有了可贵的反思与探索精神。黄岩对岭南少数民族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在《岭南逸史》中深入探讨了为什么岭南瑶族不断起义，汉族政权的残酷镇压是否有效，什么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和汉族和睦相处，并通过黄逢玉这一形象指出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道路就是加强民族间的融合和文化上的认同。庾岭劳人把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注入到《蜃楼志》中，创作了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苏芳，这一人物形象具有异于其它小说人物的全新特质，他既有经商之能，又有治国之才，既能出世，又能入世，既精明，又慷慨仁爱，既泛情，又重情，作者通过他化解封建政权和新兴的商品经济、底层民众之间的复杂矛盾。安和先生则在《警富新书》中反思了中国司法制度黑暗的根源，指出金钱的腐蚀、不合理的幕僚制度、官吏亲属干预司法是中国司法黑暗的根源。以上这些作家的反思与探索，虽带有理想色彩，但却体现了岭南作家对社会问题的独特思考，正是这种独特思考，使清中期的岭南通俗小说在思想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四）岭南古代小说的反抗精神

反抗精神是岭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品格，这种文化品格与岭南的自然、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生长于斯的粤人，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只能世代在这种蛮烟瘴雨、毒虫猛兽、洪涛飓风的险恶自然环境里，艰苦奋斗，拼搏求存，因而岭南民性很早就养成了强悍不驯、勇于冒险、顽强抗争、不屈不挠和团结互助的特质。加以岭南长期作为流徙之地，历代发配岭南的‘顽民’，谪迁来粤的‘罪官’，自然也不可能不对粤人施加一种追求正义、反抗压迫、向往自由的思想与心理影响。”[4]

岭南古代小说充分地表现了岭南人民的反抗精神。早在汉唐时期，岭南小说已大力歌颂那些强悍不驯、向往自由、追求正义、反抗压迫的英雄豪侠，晋刘欣期《交州记》中的“赵妪”写土著女子赵妪聚众起义，反抗当时中原统治者；晋黄恭《交广记》中的“尹牙”写尹牙豪侠尚义，终替太守报仇；裴鉶《蒋武》中的蒋武胆气豪勇，锄强扶弱；《陈鸾凤》中的陈鸾凤则十分鲜明地表现了岭南人的反抗精神，为了人民的利益，敢于挑战自然恶势力——雷神，并最终战胜雷神。至明代，随着小说中现实主义精神的萌生，岭南小说中的反抗精神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强权和社会不公的反抗，王临亨《粤剑编》中的《中贵之人入粤榷税》写岭南徐公、章公与贪婪的税使所进行的坚毅不屈的斗争，《钟情丽集》的男女主人公以“轰轰烈烈兮便做一场”的精神，不顾“父母恶之，乡人贱之”，大胆反抗封建家长的权威。至清代，岭南小说中的反抗精神更为突出，《岭南逸史》用浓彩重笔写了天马山和嘉桂山的瑶族人民反抗残酷压迫他们的汉族政权，《蜃楼志》写了姚霍武领导起义军反抗黑暗的封建统治，《警富新书》写梁天来、张凤等小人物反抗黑暗的司法。这种反抗精神使岭南小说塑造出了一系列极具光彩的英雄豪侠人物，也使岭南小说具有了慷慨豪迈、悲壮激昂的格调。

（五）岭南古代小说的爱国精神

岭南人民的反抗精神在经历了宋末抗元和明末抗清的斗争后，逐渐上升为爱国精神。宋末，岭南成为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最后之地，1276年，陆秀夫和张世杰率领20多万大军进入广东，与岭南军民一起，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抗元斗争；1279年，陆秀夫在厓山抱少帝投水，从死者数以万计。明末，岭南又成为反抗清统治者的最后之地，1646年，岭南人拥立明室王族，建立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并进行了长达17年的抗清斗争。虽然这两次抵抗外族入侵的斗争皆以失败告终，但岭南人民所表现出的反抗侵略的爱国精神对岭南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岭南文化具有了强烈的爱国精神。清代鸦片战争时期，岭南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抵抗殖民者入侵的斗争，广州人民在三元里抗击英军，反对英国强租土地，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潮州人民反英人入城斗争等，都体现了岭南人民强烈的爱国精神。

清代岭南小说充分地表现了岭南人民的爱国精神。清初，经历了明清易代的遗民作家，在小说中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感，屈大均《怪语》中的《三烈魂》歌颂了三个不屈于清兵淫威、以死抗争的烈女子；钮琇《粤觚》中的《张将子》歌颂了抗清失败后不食而死的张将子，充满了浓重的悲壮色彩和亡国后的感伤情绪。清中期，岭南作家接受了清政权，但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并未消失，反而更为沉郁和浓烈，《五山志林》中的《桃源贼双死节》、《议礼廷杖二谏臣》、《迎宴不许谒家庙》、《出喉不即死》，大力歌颂了清初挽救明王朝的顺德的忠臣义士，集中体现了顺德人民忠贞不屈的爱国精神；欧苏《霭楼逸志》中的《长毛贼》歌颂了清初莞邑人民抗击清军的英勇斗争，极为慷慨悲壮；陈昙的爱国精神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仰慕明末著名的爱国诗人邝露，名其斋为邝斋，《邝斋杂记》中的《仙蝶》、《榕树神》、《武英殿》借荒诞的志怪小说抒发对明王朝的怀念之情和对明王朝忠臣义士的崇敬；刘世馨的《粤屑》一方面流露出浓重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悲，《百花冢》、《仙塔》、《古琴》表达了对明王朝的深深眷恋，另一方面则对明末变节仕清者予以辛辣地嘲讽，《春秋笔》《黄状元杖对》抨击了变节者的丑陋和卑劣。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不畏强敌，英勇抗击入侵者，颜嵩年《越台杂记》中的《武生沈志谅》、《陈联陞抗英》、《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最早记载了广东军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爱国行为。这些小说体现了岭南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

结 论

岭南小说作为中国小说史的分支，与中原古代小说紧密相联，中原古代小说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母体，岭南古代小说是在中原古代小说的母体中孕育发展而来，先天带有中原古代小说的特征，历代小说文体的兴衰和创作风气的演变都深受中原小说的影响，并且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成为岭南小说的重要推动力。

但岭南作为中国最南部的文化区域，因独特的文化特质以及不同于中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岭南小说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独特个性，成为文学史的一个独特分支。首先，其发展历程缓慢而曲折，自汉代萌生，唐宋时期逐渐发展，明代步入转折期，清代前期进入低谷期，清代中期进入兴盛期，清代后期又走向衰落；其次，明之前，中原作家的创作充满了对岭南奇异事物、奇异风俗乃至奇异鬼神世界的想象，这使明代之前中原作家创作的岭南小说基本上以志怪为主，这些志怪小说风格奇幻瑰丽，呈现出浓郁的浪漫气息；再次，明清时期，岭南小说现实主义精神萌生并发展，此时期的本土作家积极反映岭南现实社会生活，并在小说中反思与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虽带有理想色彩，但却体现了岭南作家对社会问题的独特思考；再次，岭南古代小说还充分地表现了岭南人民的反抗精神和爱国精神。

（耿淑艳，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