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论述江西文学的兴盛，一致认同江西文学兴盛于宋代。例如路剑先生就指出，“宋代的江西是文学的大花园，是名家辈出的摇篮。江西文学是宋代文学繁荣的最突出的标志，最生动的体现。”[1]。二十年后，夏汉宁先生也同样指出，“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来考察，江西文学起步较晚。从严格意义上讲，江西文学的兴起当在晋室衣冠渡江之后，也就是在东晋时期。陶渊明的异峰突起，使江西步入中国文学的殿堂。然而陶渊明之后，江西文学又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沉寂时期。而江西文学的真正崛起，则是在两宋时期，这一时期毫无疑问属于江西文学的黄金时代。”[2]

为何说江西文学是兴盛于宋代？答案看来是不言而喻，但似乎缺少充分的揭示。如何来认识江西文学是兴盛于宋代的这一说法？学者们探讨的重点集中在其兴盛的表现与原因，而对于这一命题本身，似乎缺少较为集中的关照。拙文拟就此展开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江西文学”概念、考察线索依据、论述问题的角度等问题的说明

欲对江西文学兴盛于宋代这一命题本身进行论证，需要先就相关问题做些交代。其一就是“江西文学”概念。一般来说，地域文学史的研究所接触的有三个方面的对象：一是在本地域出生并在本地域成长的作家。这通常被视作地域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并构成地域文学史的论述主体。二是祖籍于该地域但其后游宦或客居于他乡，而又受到原籍文学传统或文化传统明显影响的作家，通常也被纳入地域文学史的研究范围。三是外省籍作家在这一地域的文学活动（包括三种情况：一是仕宦于此，不只有文学创作，而且对这一地域文学的发展有过贡献和影响；二是客居于此，在客居期间，既有关于当地风物人情的作品，也有其它与当地无关的创作。三是游历或路过这一地域，留下了一些描写这一地域风物的作品）[3]。路剑先生的宋代江西文学概念似乎包括了上述三类人，其云：“雄据北宋后期文坛的秦观、陈师道，虽非江西人，但他们是曾巩的学生。陈师道有‘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过六一堂》)之语，表达对座师的敬仰之情。南宋爱国文学的两面旗帜是陆游和辛弃疾。陆游的老师是江西人曾几。辛弃疾是山东人，但他的后半生是在江西度过的。其大量‘龙腾虎掷’，慷慨激越的爱国词和清新明丽的农村词是在江西写成的。江西的山山水水陶冶了他的性情，彬彬之盛的江西文风引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上饶的带湖，铅山的瓢泉、鹅湖都留下了他不朽的足迹，开拓了他创作的新天地。”显然，作者是把秦观、陈师道、陆游和辛弃疾等人的有关文学作品计入江西文学范畴了。现代作家陈世旭先生说：“文学期刊是文坛的前沿阵地，在这些阵地上，如果看不到我们江西作者的身影，看不到他们的名字，就不用谈影响，更不用谈形成‘赣军’。”可见陈先生所谓的江西文学，似乎应该是指江西籍作家创作出的文学作品的含义[4]。吴海先生所指的江西文学大约是指在江西这一地域上创作出的文学作品[5]。如其举例作家俞林（1918-1986），是河北河间人，杨佩瑾（1935- ）是浙江省诸暨人，均不是江西籍的作家。陈小芒先生以为，贬谪文学是江西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唐宋贬谪文人这个“特殊群体”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江西的土壤，并在江西留下了丰富的文学创作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文化足迹[6]。陈先生所言，显然属于外省籍作家在这一地域的文学活动这一类的。考察周建华、饶志勇两先生合著之文所举诸多例子，似乎江西文学即是江西籍作家的作品[7]。夏汉宁先生所指江西文学似乎也是指江西籍作家作品[8]。而《江西文学史》之编写者则作了如下的说明：“《江西文学史》试探着以乡贯作为界定标准。对于外省籍作家在江西的文学活动则视具体情况进行不同处理。凡属进入江西之后定居江西的，一律作为江西作家处理。凡属仕宦、游历或短期客居于此，又对江西文学发展产生过影响的作家，则分时期在各编的概述中予以简明扼要的介绍，而不辟出单独的章节进行评介。”[9]拙文对宋代江西文学兴盛于宋代这一命题本身进行考察的依据是当代文学史专家袁行霈诸位先生所编写的的教材《中国文学史》，因此我们的考察就依据该书所列举的江西籍作家为考察对象。

其二、为何选择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考察依据？我们知道，人的认识总是具有时代性，克罗齐集中论述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原始的文明形式是很粗糙和野蛮的，它们被忘记了，或很少被人重视，或被人误解了，直到那被称为浪漫主义或王政复古的欧洲精神的新阶段才‘同情了’它们，就是说，才承认它们时它自己本身的现在兴趣。因此，目前被我们看出编年史的大段大段历史，目前哑然无声的许多文献是会依次被新的生活光辉所扫射，并再度发言的。”[10]“历史现在、过去、将来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活历史的，是合乎理想的当代史；而编年史、语文文献学历史、诗歌性历史、以及（我们姑且称之为历史的）实用性历史，现在、过去、将来也是一样的。”[11]可见人们的认识都有时代性，因此具有阶段性。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中文专业通行教材，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参编者均为当代文史研究之精英，教材所选先秦至于近代之作家作品，应该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史家之观点下的选择，这种选择也应该具有代表性。尽管书中并未明确论述江西文学何时兴盛的问题，但书中客观上已经呈现了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从某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史家对我们要考察的问题的答案。

其三、论述问题的角度。拙文的任务是就江西文学是兴盛于宋代这一命题本身进行阐述，而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兴盛之前”与“兴盛之后”状况如何，都需要进行考察，否则兴盛之说就没有根本与基础，也没有枝条和树叶，只有一个树干。这显然不利于对问题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也是无深度与厚度的。这就需要从历时的角度进行考察。江西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各个时期江西文学与其他区域的文学相比，是一种什么的状况？这就需要从共时的角度进行考察，否则兴盛之说也是自说自话。历时与共时的概念源自于语言学家索绪尔，他说：“为了更好地表明有关同一对象的两大秩序的现象的对立和交叉，我们不如叫做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同样，共时态和历时态分别指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段。”[12]这种历时与共时的理论，可以很好的用来揭示语言的规律，我们也可以借此从纵向与横向对比的角度来说明江西文学崛起、兴盛、衰弱的过程，从而让人们对于江西文学兴盛于宋代这一问题的认识得更加全面与深刻。

二、江西文学兴盛于宋代之历时与共时之考察

俞兆鹏先生在论述宋代江西文化繁荣的原因时曾说，“图书印刷业的发达，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读物。”[13]我们以为，文学的发展与其载体有一定的关系，这实际上可以说是文学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从甲骨文、金文、竹木简、帛书到纸质文献这两个阶段（纸质文献阶段又可以分为传写阶段与雕版刻印、活字印刷阶段），文学作品的数量有很大的不同，而这可以反映在历代目录学著作中的集部文献的数量上。我们对江西文学兴盛问于宋代问题的考察就大致以此划分阶段，而这也基本符合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之分卷事实。

（一）竹木简为主要载体阶段（第一卷 先秦文学 秦汉文学）

列表中显示，先秦秦汉时期，文学区域相对繁盛区域主要是在河南、陕西、山东、河北、湖北、四川、江苏、浙江等地，前四者居于黄河流域，后四者属于长江流域。葛剑雄先生根据竺可桢等人的气象学研究指出，“当时的黄河流域的气候最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繁殖，而其北方的气温偏低，作物生长时间较短；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又过于湿热。”[14]从文学文化学角度来看，黄河流域创造出灿烂的文学，先秦秦汉时期文学重心之一即是黄河流域，反过来也说明当时的黄河流域的气候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繁殖。葛先生似乎以为在先秦秦汉时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不很适合人类的生存和繁殖，从文学文化学的角度来看，长江流域也是先秦秦汉时期的文学重心之一，反过来似乎可以说明长江流域应该在当时也应该是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繁殖的，不然，此流域何以有灿烂的文学。其实，江浙区域至少在春秋时期文化应该是很先进的，当时的吴国地理区域大约在今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后扩展至淮河下游一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访问鲁国，观周乐的情形：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吴公子能够如此熟悉《诗》，娴熟于外交，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吴国的文化应该是很先进的，可能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相差不会远，否则，季札访问郑国时，见子产，怎会“如旧相识”呢？吴国是周代诸侯国，吴文化显然源自于中原文化，从吴公子季札的表现至少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在吴国的传承应该是很好的。

楚国先建都丹阳（今河南淅川东南），后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春秋战国时国势强盛时，疆域由湖北、湖南扩展到今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和四川。楚国文化自由其特色，屈原《离骚》中得到很好的认识。而三星堆文明也显示四川蜀文化的灿烂。

故而上述八省突出的文学成就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孕育了中华文化。而此时期的江西，“尽管也是人类较早的聚居区域，但在华夏的版图上，江西在秦汉之前，却一直是一块充满蛮荒与神秘的土地。与中原、荆楚、吴越等上古文化发达的地区相比，江西的开发程度相对来说要弱得多，其文化的发展也明显滞后。”[15]其实江西文明应该也不会落后太远，新干大洋洲商代古城的发掘显示，江西古代文明应该有其辉煌的一面[16]。而为何江西区域未有孕育出杰出的文学成果？抑或曾经有却最终湮没于历史征程的尘埃中？我们不得而知。

（二）主要是纸质文献流传之抄写阶段（第二卷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

上列表显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文学繁盛区域主要还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仍然是文学的繁盛区域。江浙区域文学的繁荣与移民有很大的关系，葛剑雄先生指出：“长江三角洲和杭州湾南部的宁波——绍兴平原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最早吸引了北方移民，加上它们从三国孙吴开始始终与南方政权的政治中心保持着最近的距离，所以早在东晋、南朝时就已成为南方经济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17]“永嘉之乱后的北人南迁是与政治中心的转移同步的，移民中不仅有大批中原的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而且成为新政权的统治基础，东晋和南朝统治集团中的主要成员和当时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大多数是移民或移民后裔。这次北人南迁，成为东南学术文化鹊起的转折点。”“大批北方学者的南迁给南方学术文化带来深刻影响，但从秦汉以来南方本土的学术文化也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加上南方与北方差异很大的地理环境和景观，都使以北方移民为主流的学术文化发生了新的变化。如移民后裔谢灵运的诗描绘会稽、永嘉、庐山等地的山水名胜见长，开创了文学史上的山水诗一派。到南齐诗人谢眺时期，山水诗更趋成熟，而谢眺也是移民后裔。在其他文学创作、书法、绘画、音乐、雕刻等方面，也都出现了不同于北方的风格和表现形式。”“北方移民定居集中的地区的总体文化水准因此而得到迅速提高，如原来默默无闻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一带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人才辈出。”[18]“苏南浙北区相当于唐时的润、常、苏、湖、杭、越、睦等州，各州均因北方移民（按，指安史之乱导致的）的大量涌入而户口大增。如苏州元和年间（806-820年）的户数比天宝时增加41%，而元和户数本来偏低，实际增加尚不止此数。杭州在长庆年间（821-824年）有户10万，也比天宝时多了1万多户。估计在这一区定居的移民要占总数的三分之一。”[19]

而此时期的江西文学，夏汉宁先生据谭正璧先生《中国文学家辞典》统计出，“江西文学家在西晋之前是空白；东晋录4人，在全国的排位是与湖北并列第六位；南北朝录6人，在全国排位为第九名；隋代空白；唐代前期录1人，与广东、广西并列最后，排位为第十三名；唐代后期录11人，与湖北并列，排位第十一名；五代时录3人，排位与四川、浙江并列第六名。”所以夏先生以为“晋唐五代时期只能是江西文学兴起和形成的时期”[20]。这种描述也与《中国文学史》中显示的状况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