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物形象之新变——首塑广东买办形象

当然，发生改变不仅仅是素材内容，更引人注目的是全新文学形象的诞生。晚清粤民有着迥异于中国传统市民的生存之道，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崛起于晚清广东的新兴阶层——买办。

广东买办阶层的崛起，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我们试以广东买办题材的代表作——吴趼人的《发财秘诀》为主要例子，结合彭养鸥《黑籍冤魂》、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文明小史》等其他作品，探讨广东买办形象的发展演变、性格特征以及文学史意义。

买办形象进入小说家视野从而成为故事主人公的作品首推《蜃楼志》。刊行于十九世纪初期的庾岭劳人《蜃楼志》是目前所知中国小说史上首部以晚清海关为题材的小说。其中写到广州十三行洋商群像就是晚清买办形象的首批典型代表，可谓“近代买办之父”。小说开篇就写到粤海关监督郝广大欲治十三行洋商欺骗洋人、中饱私囊之罪，下谕：“照得海关贸易，内商涌集，外舶纷来，原以上筹国课，下济民生也。讵有商人苏万魁等，蠹国肥家，瞒官舞弊。欺鬼子之言语不通，货物则混行评价；度内商之客居不久，买卖则任意刁难。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用银则纹贱番昂，一切羡余都归私橐……”[31]由此可知，早期广东买办对待洋人并非卑躬屈膝，相反却是“欺鬼子之言语不通，货物则混行评价”，从而达到“一切羡余都归私橐”的目的。即使是朝廷要员，也要敬他们三分：“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畜茶赏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十分礼貌。”[32]总体而言，十三行时代的广州在对外贸易上的优越条件，造就了小说中的洋商形象所具有的时代特点：一方面，十三行工作的特殊性质给他们贴上了买办的标签，垄断的对外贸易使他们具有先天的优越感。他们大都表现出对西方物质文化的兴趣，尽可能多获取被称为“奇技淫巧”的海外舶来品以显示自身品位之与众不同，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又都保持着中国传统商人重利轻义的性格特点，在思想意识上偏于保守，有着明显的士大夫情结。以洋行商总苏万魁为例，靠洋行出身“成了绝顶的富翁”，便思“急流勇退”，捐纳五品“盐提举职衔”，反映出在早期买办阶层中“官本商末”观念依然十分坚韧。

对外贸易的发展，加上“绝大利益”的诱惑，造成“广东地方上人，吃洋行里饭的人最多”。[33]广东买办无疑成了晚清中国买办群体的领军者。与早期买办不同的是，随着国门的进一步打开，中西商人地位发生颠覆性变化。此时的广东买办已完全褪去当年趾高气扬的心态，崇洋观念逐步浓重起来：时人就曾指出，崇洋媚外的风气“以广东人最厉害”。[34]

事实证明，小说中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的广东买办，他们主观上虽尽力全盘西化，却在客观上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往往处于一种似新又旧、不西不中的尴尬境地。买办陶庆云这样说道：“不是我说句什么话，那中国书读了有什么用处？你看我们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听说他是翰林出身，已经拜了相，可见得一定是读饱中国书的了，为甚么去年外国人一来，便把他捉了去？他就低头、服礼，屁也不敢放一个。读了中国书若是中用的，何至于如此呢？”而正是这样一位觉得读中国书无用、“不独中国文字没有一毫用处，便连中国话也可以无须说得”的买办，却在自己的床头赫然摆放着《粉妆楼》、《五虎平西》之类的中国古典书籍。[35]

广东买办的洋奴性质在晚清小说被淋漓尽致地加以放大渲染，吴趼人在《发财秘诀》中借人物之口指出，要想成为洋人身边的“红人”，需具备三种能力，所谓“洋人第一要会揣摩他的脾气，第二要诚实，第三也轮到说话了。”如陶庆云、陶秀干、魏又园、蔡以善、陶俛臣等，俱是随主入沪办理各种洋行事务的广东买办，而陶庆云又是“同乡到上海的”得意得最快的人物。小说用夸张手法写出陶庆云以“巴结”为能事的发家史，而他自己总结“成功”经验时，也不无得意：“倘使说话不能精通，懂了以上两层，也是无用的。我此刻虽算是东家赏脸，然而，也要自己会干，会说话才有今日啊。”作者更是用极其辛辣的笔调痛斥洋奴买办的走狗心理：“我家叔时常教我情愿饥死了，也不要就中国人的事，这句话真是一点也不错。依我看起来，还是情愿做外国人的狗，还不愿做中国的人呢。”[36]在小说家笔下，广东买办的奴才嘴脸被暴露得一览无遗。

这些极具典型性的广东买办形象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这些形象的正面意义在于，他们是近现代社会受西方文化冲击影响的特殊产物，正因最先与西方文化接轨，广东买办才成为晚清较早“开眼看世界”的人物群体，也成为推动社会大众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力量。从反面的影响来看，广东买办成为负面职业形象的始作俑者，买办阶层最先在广东产生，陋习既成，再将阵地转移至上海，导致上海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37]最终引发全国奴性文化的爆发，“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若鹜，举国若狂”。[38]通过小说的精彩摹写，晚清广东买办已经上升为具有时代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成为缺乏气节、崇媚西方文明之洋奴文化的代言与标志。

（三）叙事手法之新变——新技巧、新风格的现实叙事

晚清时期的“新小说”写作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发生巨变，借助舶来的翻译小说的各种叙事技巧，开始抛弃以往的小说主题和叙事方式进行翻新改造，陈平原先生将这种改变归纳为“叙事模式的转变”，他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这一传统的叙事模式开始面临西方小说的严峻挑战，“在一系列‘对话’的过程中，外来小说形式的积极移植与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39]

就晚清小说“广东叙述”而言，这种新变主要体现为两方面：其一是叙事手段上的创新。在晚清小说中，吴趼人《九命奇冤》无疑是小说叙事革新方面的典范之作，前面提到，这是一部较为典型的”广东叙述”，故事以广州乡下为主要背景，同时涉及广东南雄、省城广州等地的城市生活，具有较明显的岭南风味。

《九命奇冤》以传统章回体小说为基础，同时又借鉴了西方小说的严整布局。全书三十六回，集中围绕案件展开，其他写贿买乡科、迷信风水、侵扰抢劫、争吵斗殴、官吏贪虐、乡民险诈，都紧紧地围绕着这个大命案，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采用西方小说常用的倒叙手法，把本来应该在第十六回中出现的凌贵兴率盗火攻梁家的事，提至开篇，使读者开卷即进入一个喧腾盈天、惊心动魄的放火杀人的场面，然后再从头一幕一幕地揭示出它的前因后果。而冤情的伸雪，又时顺时逆，数起数落，极富戏剧性。胡适对于《九命奇冤》评价很高，他指出:“《九命奇冤》可算是中国近代的一部全德的小说。《九命奇冤》受了西洋小说的影响……最大的影响是在布局的谨严与统一”，“《九命奇冤》在技术一方面要算最完备的一部小说了”[40]称之为“全德”显然有些过誉，但是在彼时代能够有如此先进的叙事观念，实属难得。《九命奇冤》无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吸收西方技巧、进行有益尝试的先声和前奏。

其二是情节功能上的变化。晚清小说“广东叙述”以家庭型故事与游历型故事最为多见，如果说家庭型故事基本遵循传统世情小说与官场小说的主要套路，那么游历型故事比之传统在情节功能上有了更多的改变和拓展。

中国古代游历结构历史悠久。古代游历型小说以游历仙境题材为源头，《山海经》就大多为荒诞不经的记载，汉代继承发挥相关记载，更是将游仙之说推向极盛，如“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41] “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42]再如东晋葛洪所著《神仙传》，亦有较多篇章书写凡人游历而遇仙、成仙故事。时至明清，小说史上也出现一系列游历型作品，如《西游记》、《镜花缘》等，俱是游历型小说的名作。

晚清小说出现的粤民出洋题材作品，则大多是围绕海洋贸易展开的，明清以来，沿海居民漂洋过海谋生者日渐增多，所谓“海中之利无涯，诸番奇货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43]晚清小说“广东叙述”如《黄金世界》、《劫余灰》、《宦海潮》、《猪仔还国记》、《侨民泪》、《致富术》等所描绘的正是这样的时代图景。此时的“出洋”题材在情节设计上有两方面的改变值得注意，一是遭遇的环境从玄怪世界变为现实历险，二是游历的路线从被动回归变成主动探寻。

晚清小说“广东叙述”与此前作品有所不同的是，同样是出洋，但已从对神秘海洋世界的玄怪想象转变为现实的亲身体验。就具体情节设计而言，同样是写海外遇险，但与被动得救不同的是，此时的粤民出洋题材小说已没有任何神秘力量出手拯救，只能依靠粤民自身努力，自救脱困。在情节功能方面，已从传统的“出洋（主动）——遇险（被动）——得救（被动）——回归（被动）”的模式一变为“出洋（主动）——遇险（被动）——亲历（主动）——回归（主动）”的模式。另外，同样是写海外图景，但与以往的神秘美好的彼岸世界完全不同，此时的海外大都变成粤民出洋淘金的炼狱，几乎不再有以往小说中民众出洋“得利而归”的美好结局。

至此，转向主动现实型的“粤民出洋”叙事结构与文学主题已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转型，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因为粤民已逐渐摆脱旧有的传统观念和生活环境，开始转向充满生命力和幻想空间的海洋，去寻求和开拓人生的新境界，其思想层面已发生质的飞跃。

四、晚清小说“广东叙述”的文化反思

晚清小说“广东叙述”的文学新变是由艺术形式而至于思想内涵，其最重要的思想价值在于通过海洋商贸等题材内容的表现，展示出较为自觉的政治批判和文化反思意识，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以形象的书写展示了粤民作为时代先锋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映照下，小说家树立起文化自救的自觉意识，在痛陈时代弊端之余，提出改造社会的初步方案。

就文本内容而言，与传统小说迥异的是，晚清小说家以其直面社会人生的写作态度书写时代变迁，使晚清粤民开展海洋商贸的历史进程得到较为真切的反映。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海外“黄金世界”对于晚清粤民的诱惑之大，以至于成千上万的粤民如赴金山般纷纷出国，“时汽轮初通，华民皆炫于海外多宝窟，各具绝大希望以求价，蚩蚩谈瀛，目眩口哆，如梦得黄金世界，俯拾即是者，意气自豪，抑何可笑。”[44]较之同时期中国内地市民拥财自守的现实，以机会主义著称的粤民更愿意放眼世界，拓荒般寻找生机。如《侨民泪》中主人公麦君，“父设肆于星洲，家小康，年弱冠，既娶妇有子矣。顾性嗜拓张，工心计，守族世所鬻，不足以厌野心。闻南洋爪哇岛多金属矿及金刚石，且饶棉花，以我国丝茶往，易彼土货来，获利倍蓰，乡里故旧有于其间致富者，不觉技痒，毅然挟货附舟行”。[45]

又如《黄金世界》中的广东新会人应友兰，“家世务农，我父我舅，会香港初开，以工致富，始弃农习商，又因合资营业，情意相投，一子一女，自小订婚。妹年十六，即赋于归。……妹于此数年，始稍知生人之乐。不意金山分号的掌柜，忽传病信，亟须替人。夫婿欣然请之于舅，孑然独往。”而后，丈夫前往金山，一去不返；其子“坚欲赴金山省视”，转眼半年，也“鱼沉雁杳”；应友兰毅然孑身“亲赴美洲探听父子两人的消息”。[46]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毅然迈出家门、勇敢走向世界的中国妇女形象，这深刻地反映出中国走向国际市场、开始主动拥抱世界文化的时代新征候。晚清小说家让应友兰形象诞生于”广东叙述”作品中，无形中又透露出时人对晚清广东的时代先锋身份的一致体认。

相对于闭关自守、坐拥自大的传统中国民众，小说中的粤民还表现出最先开眼看世界的勇气与魄力，如《黄金世界》中广东香山县澳门人何去非，“少就傅训，坐困经生，长而涉猎书传，始知九洲以外，尽有须弥，六合以内，何止拳石？便有乘风破浪之志”。又如同书中广东新会人区远龄，“少有远志，每思破浪乘风，遨游域外，久久未遇机会”。相对于传统中国民众的守“根”意识，粤民还表现出少有的流浪冒险情怀，或增长见识的开放心态。如广州谷埠人朱阿金，因欠赌债被迫出洋，其妻陈氏愿意同往，并安慰他说：“我同你一无父母，二无公婆，领了安家费，尽数归还赌帐，身子就轻了。”[47]另如广东南海县人氏周庸祐与妻子马氏，乘租写船前往南洋一带“逛逛”，“旷些眼界”。[48]

小说中所书写的晚清粤民风潮般涌入世界市场，虽遭际苦难而百折不屈的状况，正体现了晚清广东开放、进取的文化精神之渐趋成熟与完善，他们不再因“涉洋遇险”而止步不前，不再因“根”、“道”传统而“坐困经生”，他们在痛苦和血泪中开始摆脱中原中心传统文化的束缚，主动面向海洋、面向世界，寻找新的生机与出路。

对时代现象的文学书写势必带来传统创作模式的突破，作家们在运用现实题材反映家国人生等重大命题时，在西方文化和世界视野的映照下，对国家之弊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建立起更明确的关于文化自救的自觉意识。这不仅体现在暴露与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方面，更表现为以主动的姿态追求西方民主自由之社会理想，提出疗救社会、拯救国家于危亡的进步方案。

以较有特色的游历型故事为例。这些小说作品已不再是简单的历仙、历奇故事，开始转变为故事主人公真正游历四方的亲见亲验。这些游历故事大多有现实事件的支撑，不少小说基本上“作于旅美华工，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固宜情真语切，纸上跃然，非凭空结撰者比”。[49]正因为有所经历，将出洋华工在国外遭遇的种种诉诸笔端，书写中国人在国外的各种情事，更有呼吁民众为保国保种而觉醒的现实说服力。

更重要的是，作者以世界之视野、时代之眼光加以反思，使作品展示出颇具先锋性的时代意义。比如，与传统游历型叙事重在表达对神秘世界的困惑截然不同，晚清小说家往往通过人物在游历过程中的闻见与感想，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政治主张或社会理想。以《黄金世界》为例，小说借人物何去非之口鞭挞中国民众尤其是上层阶级合作精神的严重匮乏；借张氏之口倡导中国女权精神的张扬；借夏建威之口陈述“开农牧、兴制造、辟路矿”的举措对于国家命脉的生死攸关；借朱怀祖之建设螺岛的实际行动展示作者对建设未来新世界的理想和政治主张。凡此种种，都是作者心声的真实传达。小说中所叙的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受到西方文化中“民主”、“平等”、“博爱”、“权利”等进步观念的影响。时值晚清大厦将倾之际，晚清小说家力图摆脱视文学为“小道”的传统标识，去争取并赢获与政治家、革命家同等的社会身份，作为时代舆论的发表者和引领者，为中国寻找新的生途与出路。

当然，无论是政治评议，还是文化反思，晚清小说“广东叙述”又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比如碧荷馆主人《黄金世界》、黄小配《宦海潮》等虽然都注重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试图提出疗救社会的进步方案。但作品在反映时代主题的同时，又夹杂着诸多陈旧的思想因素，如家庭伦理纲常、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如果说向海洋寻求出路是广东社会发展路途中迈出的第一步，那么这还仅是对西方文化的外部学习与模仿。面对海洋所代表的世界视野和先进理念，除了汲取与吸纳，还需要对自身进行强有力的改造，只有内外结合，才能熔铸和转换出簇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本体。尽管这些小说对于晚清广东社会的真实书写，因充满时代气息而弥足珍视，但它们所倾情呼唤的新的文化时代，要等到封建王朝的彻底崩塌与新文化运动的全面爆发才会到来！

（葛永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地理学、古代小说研究；王 丹，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