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研究”（批准号：08BZW044）的前期成果。

文学作品的创作，从最初萌发创作动机，到具体的谋篇布局，再到诉诸文字直至修改定稿，是一个前后相因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但也要遵循一定的程序或规律。笔者把这个前后相因的过程中所遵循的一定的程序或规律，称为“文学作品的生成机制”。

“文学作品的生成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分别作用于文学生成的三个阶段：一是触发机制，作用于萌发创作动机的阶段；二是构思机制，作用于谋篇布局的阶段；三是完成阶段，作用于诉诸文字直至修改定稿的阶段。就触发机制来讲，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可以命名为“缘事而发”，一种可以命名为“应物斯感”。正是“应物斯感”这一机制，与气候（物候）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当然，事实证明，文学家在其创作的构思阶段和完成阶段，也会受到气候（物候）的影响。换句话说，气候（物候）既能对文学创作的触发机制构成影响，也能对其构思机制和完成机制构成影响，但后二者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是气候（物候）对文学作品的触发机制所构成的影响。

第一节 文学创作的触发机制

文学创作的触发机制有两种类型，一是“缘事而发”，一是“应物斯感”。其中“应物斯感”这一机制与气候（物候）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还得从“缘事而发”这一机制说起。

1，“缘事而发”

“缘事而发”这句话，源自[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其原话云：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i]

“缘事而发”这种类型，是指在文学作品的生成过程中，情感（哀乐）是主体，“事”是触媒，“缘事而发”是触发机制，“歌谣”（代、赵之讴，秦、楚之风）是生成结果。

[唐]白居易重申了“缘事而发”这个观点，并且把作品的范围由汉乐府歌谣扩大到《诗经》以及《诗经》以外的其他作品：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闻泽及四海也；闻《华黍》之诗，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诗，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

——《策林》六十九[ii]

所谓“感于事”，也就是“缘事而发”。“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概括了文学作品生成的全过程。先是“感于事”，继而“动于情”，接着“兴于嗟叹”，然后“发于吟咏”，最后“形于歌诗”。在这个生成过程中，“事”是触媒，“感于事”是触发机制，“形于歌诗”是生成结果。

正因为这样，所以白居特别强调“事”的触发作用。他又说：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iii]

“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句话，如果换一种说法，就是“歌诗每因事而作”。“事”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事”，不仅作品没有实际内容，甚至连创作的机缘都没有。

“事”这个字，《说文解字》释为“职也。”段注：“职记微也。”又释“职”字：“记微也。”段注：“记犹识也。纤微必识是曰职。”也就是说，“事”字的本义是指“记事”，属于人力所为。《辞源》释“事”字：“凡人所作所为所遭遇都叫事。”又谓“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事’‘吏’、与‘使’为一字，有从事某种事情和从事某种事情的人的意思”。而“从事某种事情”与“从事某种事情的人”这个意思，都与“人力所为”有关。《辞源》分别解释了由“事”这个字与其它字连缀而成的诸多词语，例如“事力”、“事主”、“事功”、“事本”、“事目”、“事由”、“事件”、“事宜”、“事官”、“事例”、“事故”、“事迹”、“事情”、“事理”、“事务”、“事势”、“事业”、“事实”、“事端”、“事变”等等，应该说，这些词语所包含的意思，都与“人力所为”有关。

当然，“事”这个字也可与“物”字连缀，组成“事物”这个词，还可以组成“物事”这个词。按照《辞源》的解释，“事物”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和现象”；而“物事”，则既可以指“事情”，又可以指“物品”。通过这两种组合，可见“事”字既包含了人力所为之“事”，也包含了客观存在之“物”。所以《辞源》释“事”又云：“社会生活的一切活动和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也叫事。”

虽然在汉语里，“事”和“物”有互指现象，但是严格地说起来，“事”和“物”还是有差别的。如《礼记·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iv]如果说，这种表述因互文见义的关系，还比较难以区分二者之差别的话，那么下面的表述就比较好区分了。如[元]李冶《敬斋古今〇》六云：“农家者流，往往呼粟麦可食之类，以为物事，此甚有理。盖物乃实物，谓非此无以生也；事乃实事，谓非此无以成也。”[v] “物乃实物”，这里指作为农作物的“粟麦”；“事乃实事”，这里指种植“粟麦”的农事，可见“事”和“物”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在古代文论用语中，“事”和“物”的差别更其明显。如[梁]钟嵘《诗品序》云：“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vi]又如[宋]朱熹《诗集传》云：“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vii]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viii]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ix] “事”和“物”，是抒情言志的两种媒介，由于媒介的不同，使得文学作品的审美效果也不一样，前者直白而后者婉曲。

总之，虽然“事”字与“物”字有互指现象，但二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不然古人何以分而言之？总体来讲，“事”字一般指“人力所为”之“事”，“物”字一般指“客观存在”之“物”。关于后者，我们在下文还会详加探讨。

2，“应物斯感”

“应物斯感”这句话，来自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其原话云：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x]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礼记·礼运》：“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又引《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又云：“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这个注解，可以说是找到了刘勰这几句话的最早的来源。

所谓“民有血气心知之性”，是说人都是有血气、有感觉、有知觉的，这是人的本性，是先天的，由造物主所赋予的。“而无哀乐喜怒之常”，是说哀乐喜怒并非人的常态，人的常态是不哀也不乐，不喜也不怒。人之所以会有“哀乐喜怒”，是因为受了“物”的刺激或触发，所谓“应感起物而动”。音乐就是这样生成的。正常的人都会发出声音，但声音并不是音乐。只有当人的内心受到某种“物”的刺激或触发，有所感动，才会发出带有“哀乐喜怒”的声音；人们把这种带有“哀乐喜怒”的声音配上节奏和旋律，于是音乐就生成了。在这个生成过程中，“人心”是主体，“物”是触媒，“感于物”是触发机制，“音乐”是生成结果。《礼记·乐记》又云：“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句话可以说是对音乐的生成过程及其触发机制的一个概括。

按照刘勰的观点，文学也是这样生成的。人的“七情”是主体，“物”是触媒，“应物斯感”是触发机制，文学作品是生成结果。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里不止一次地讲到或者重申这个观点。如《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词必巧丽。”[xi]又《神思》云：“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机枢。”[xii]又《物色》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xiii]无论是“睹物兴情”、“情以物兴”，还是“神与物游”，抑或“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等等，都在反复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没有“物”的触发，“情”不可能被激活；“情”如果不被激活，文学创作就无从谈起。而“应物斯感”或“睹物兴情”，正是文学生成的另一种触发机制。

刘勰之后，历朝历代都有人讲到或者重申这个观点。如[宋]朱熹云：“或有问于予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也。此诗之所以作也。”[xiv]朱熹的观点和刘勰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把刘勰所讲的那个“物”，具体化为“自然之音响节奏”。也就是说，刘勰所讲的那个“物”，在朱熹看来，就是自然之物，或者自然景物。

那么，刘勰所讲的这个“物”，究竟是不是自然景物呢？

“物”这个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物，万物也。牛为大物。”段注：“牛为物之大者，故物从牛。”可见“物”字的本义，是指“客观存在”之“物”，不是指“人力所为”之“事”。《辞源》关于“物”字的义项有九个，其一即谓“存在于天地间的万物”；其二则谓“与‘我’相对的他物”。这两个义项足以说明，“物”，首先是指“客观存在”之物，不是指“人力所为”之“事”。

诚然，在由“物”字与其他字连缀而成的词语中，还有“物理”一词。《辞源》释为“事物的常理”，这是正确的。如《晋书·明帝纪》太宁三年：“帝聪明有机断，犹精物理。”又如杜甫《曲江》二首之一：“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都是这个意思。但是，“物理”之意并不等同于“物”之意。范文澜在解释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的“物沿耳目”之“物”时，竟然把它解释为“事也，理也”，[xv]这显然是不恰当的。王元化指出：“《文心雕龙》一书，用物字凡四十八处（物字与他字连缀成词者，如：文物、神物、庶物、怪物、细物、齐物、物类、物色等除外），……这些物字，除极少数外，都具有同一涵义。以创作论各篇（按：即《物色》、《神思》、《体性》、《比兴》、《情采》、《熔裁》、《附会》、《养气》等篇）来说，如：《神思篇》物字三见，皆同本篇‘神与物游’中物字之训。《比兴篇》物字六见，皆同本篇‘写物以附意’中物字之训。《物色篇》物字八见，皆同本篇‘诗人感物，连类不穷’中物字之训。不仅这些物字涵义相同，而且它们与上篇《明诗篇》中诸物字（‘感物吟志’、‘应物斯感’、‘宛转附物’、‘情必极貌以写物’）或《诠赋篇》中诸物字（‘体物写志’、‘品物毕图’、‘象其物宜’、‘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写物图貌’）同训。这些物字亦即《原道篇》所谓郁然有彩的‘无识之物’，作为代表外境或自然景物的称谓。”[xvi]

王元化的考察结果表明，朱熹把刘勰所讲的那个“物”具体化为“自然之音响节奏”也就是自然景物，是完全有道理的。笔者大体赞同朱熹和王元化的意见，即刘勰所讲的这个“物”，是指“自然景物”，而不是指“事”或“理”。

需要指出和强调的是，“自然景物”也不可笼统言之。按照生物气候学或物候学的观点，自然景物有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也有不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前者为物候，后者为一般的自然景物。例如《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讲的“物”，就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而是指物候。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搞清楚“物色”的涵义。王元化考察了《文心雕龙》一书中的四十八处“物”字的涵义，但没有考察“物色”这个词的涵义（虽然他还专门写有《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一章）。他把“物色”等同于一般的“物”，即一般的“自然景物”。可见他对于“物”的认识虽然比范文澜高明，但也是有局限的。

“物色”这个词，最早出于《淮南子》、《礼记》等书。《淮南子·时则训》云：“仲秋之月，……察物色，课比类。”《礼记·月令》云：“仲秋之月，……察物色，必比类。”可见“物色”这个词，是和季节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又[梁]萧统《文选》“赋”的“物色类”中，收有《风赋》、《秋兴赋》、《雪赋》、《月赋》四篇，[唐]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之赋。”“物色”的定语为“四时所观”，可见“物色”是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色，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

大凡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色，即属于生物气候学或物候学所讲的“物候”。所谓“物候”，用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xvii]它是“各年的天气气候条件的反映”。[xviii]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讲：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xix]

这两段话是在讲“物色”，其实就是在讲物候。讲物候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讲物候对人的影响，讲物候的周期性，讲物候的季相，讲物候的具体表现，等等。例如：“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是讲物候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讲物候对人的影响；“岁有其物”，是讲物候的周期性（以一年为周期）；“物有其容”，是讲不同的物候具有不同的季相（也就是不同的色彩和形态）。所谓“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是讲物候是随着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迁的。而“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则是讲特定气候环境下的物候现象，[xx]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至如“‘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等等，也都是在讲特定气候条件下的物候现象，而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例如：“灼灼”写桃花的鲜艳之貌（《桃夭》），“依依”写杨柳的柔弱之形（《采薇》），“喈喈”写黄莺之和鸣（《葛蕈》），三者都是春天的物候；“杲杲”讲太阳之明亮，这是夏天的物候；“喓喓”写蝗虫之声音（《采蘩》），这是秋天的物候。“漉漉”讲雨雪之交加，这是冬天的物候。

综上所述，无论是“缘事而发”还是“应物斯感”，其主体都是“情”；区别只在触媒，以及由不同的触媒所形成的不同的触发机制。如果触媒是“事”，就是“缘事而发”；如果触媒是“物”，就是“应物斯感”。“缘事而发”的“事”，一般是指“人力所为”之“事”；“应物斯感”的“物”，有时候是指一般的自然景物，有时候则是指物候。

“缘事而发”与“应物斯感”，是文学生成的两种最基本的触发机制。[唐]白居易讲：“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xxi] [宋]梅尧臣讲：“圣人于言诗，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xxii]可见文学生成的触发机制，既有“缘事而发”者，也有“应物斯感”者，前人对此已有言说，只是未加界定和区分而已。一般来讲，“缘事而发”的作品，更多的属于戏剧、小说等叙事文学。郭英德指出：“‘借事抒情，事为情用，以情为体，以事为用’，这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主要艺术特征，体现出一种‘寓意于事’或‘借事明义’的叙述价值观。”[xxiii]而“应物斯感”的作品，则更多的属于诗、词等抒情文学。

第二节 “应物斯感”中的“物”与气候之关系

上文讲到“应物斯感”的“物”，有时候是指一般的自然景物，有时候则是指物候。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是指一般的自然景物，什么时候才是指物候呢？

我们可以参照古人对这个字的使用情况，给定一个简易的标准，即大凡与季节、时令、气候一类的词语处于同一语境中的“物”字，就可当作物候来看。例如：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陆机《文赋》[xxiv]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xxv]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钟嵘《诗品序》[xxvi]

这三段话中的“万物”、“物色”和“物”，无一不是指物候。其标志，就是它们与表示季节（劲秋、芳春、春秋、春、夏、秋、冬）、时令（四时、四候）和气候（阳气、阴律、气）的词语出现在同一语境中。至于这三段话所列举的具体物候，则有落叶、柔条、玄驹（蚂蚁）、丹鸟（螳螂）、春鸟、秋蝉、暑雨、祁寒等等，它们的表现，与春、夏、秋、冬四时的气候（四候）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讲“劲秋”、“芳春”、“春秋”、“春”、“秋”、“夏”、“冬”是表示季节的词语，讲“四时”、“四候”是表示时令的词语，相信不会引起争议。而我们讲“阳气”、“阴律”和“气”是表示气候的词语，如果不做具体的解释，则有可能引起争议。

我们知道，“气”这个字在汉语中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据笔者统计，在《汉语大字典》里，“气”字的义项多达23个；在《汉语大词典》里，“气”字的义项多达31个，以“气”为词根（构词语素）的单词（不含成语）则多达180个。那么，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云“阳气萌而玄驹步”中的这个“阳气”，究竟是指什么呢？

这需要联系同一语境中的相关词语来理解。先看“阴律”这个词。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玄驹”就是蚂蚁，“丹鸟”就是螳螂；而“阴律”二字，就是指“阴气”。詹瑛《文心雕龙义证》：“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阴律’代替‘阴气’。”[xxvii]这两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春天）阳气萌发而蚂蚁行走，（秋天）阴气凝聚而螳螂潜伏”。[xxviii]

古代汉语中，当“阳气”（阳）和“阴气”（阴）并举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对生理学的概念，也有可能是一对气候学的概念。如《黄帝内经·灵枢·大惑论》云：“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寐。”即是讲生理问题，是一对生理学概念；而《左传·昭公元年》：“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则是讲气候问题，是一对气候学概念。刘勰的“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这两句，是讲生理问题还是讲气候问题？笔者认为是后者。理由是：

第一，刘勰这两句话，从意思和句式两方面来看，均源于[汉]崔骃《四巡颂》：“臣闻阳气发而鸧鹒鸣，秋风厉而蟋蟀吟，气之动也。”[xxix]阳气萌发而鸧鹒（黄莺）鸣叫，秋风凌厉而蟋蟀呻吟，这是讲春秋两季的两种物候。这两种物候的出现，正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所谓“气之动也”。[清]宋荦《<明遗民诗>序》云：“譬诸霜雁叫天，秋虫吟野，亦气候所使然。”[xxx]可以看作是对崔骃这几句话的一个最切当的解释。刘勰的“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这两句是由崔骃的这两句而来，崔骃是在讲气候问题，刘勰也是。

第二，[清]汪森辑《粤西文载·气候论》：“晁错曰：扬粤之地，少阴多阳。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阳气常泄；地卑，故阴气常盛。阳气泄，故四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暑热过中……阴气盛，故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岁之间，蒸湿过半。”[xxxi]这一段话是讲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这里的“阳气”和“阴气”并举，与刘勰的“阳气”和“阴律”（阴气）并举一样，都是讲气候问题。

再联系“四时”这个词来看。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何谓“四时”？《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云：“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这是古代文献中关于“气”、“候”二字的最早的解释，而“四时”就是360天，就是一岁，也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当“气”字与“四时”处于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气”字便是指气候。所谓“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意即小小的虫子（蚂蚁和螳螂）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可见四时气候对于生物的影响原是很深刻的。

总之，当“阳气”与“阴律”（阴气）并举，又与“四时”这个表示时令的词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气”字，就只能是指“气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