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地域性是一个客观存在。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学还是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诗、词等抒情文学，还是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都有其地域性，这一点不需再讨论。那么，文学的地域性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文学地理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文学的地域性，是由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造成的，这一点也不需要再讨论。问题是，地理环境是一个大概念，地理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又包括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又包括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灾害等要素，人文环境又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宗教、风俗等要素，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都能对文学构成影响。关于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人们已经做过一些探讨；关于自然环境的各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人们的探讨则很不够。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气候对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本文认为，文学的地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的差异性以及由气候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物候的差异性造成的，说得更简明一点，就是气候的差异性影响到物候的差异性，物候的差异性影响到文学的地域性。为了把这个问题讨论得稍微深入一点，集中一点，本文仅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例。

 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气候和物候。

一、 气候与物候的内涵及其特点

 气候，就是指“某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1]129。通俗地讲，“就是指整个地球或其中某一个地区一年或一段时期（称为时段）的气象状况的多年特点”^[2]33。气候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差异性。一个是地域差异，一个是时代差异。

 物候，“是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综合影响的反应”^[1]99，用竺可桢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3]14。在大自然中，那些受天气气候条件的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都属于物候现象。物候现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植物（包括农作物）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二是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它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三是气象水文现象，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

 “物候现象是各年的天气气候条件的反映” ^[3]45。气候的特点决定了物候的特点，气候的差异导致物候的差异。气候的地域差异，导致物候的地域差异；气候的时代差异，导致物候的时代差异。

 美国著名森林昆虫学家霍普金斯认为，物候有纬度差异、经度差异和高下差异。具体来讲，就是物候每向北移动纬度1度、向东移动经度5度，或向上升400英尺（121.92米），植物的阶段发育在春天或初夏将各延期4天，在晚夏和秋天则要提早4天。这个发现被称为“霍普金斯定律”。竺可桢先生参照这一定律，结合中国和世界有关国家的情况，总结为物候学的四大定律，即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物候的纬度差异、经度差异、海拔差异和时段差异。

  在明白了“气候”与“物候”的内涵及其特点之后，我们再来考察文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文学与气候（物候）的关系

 文学与气候（物候）的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关系，但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有关这一方面的言论却非常少见，至于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论文和著作就更是没有了。据笔者的考察，似乎只有中国六世纪（梁代）的批评家刘勰（约466—约537）和锺嵘（约467—约519），以及法国十九世纪的批评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曾经提到过这一问题。例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讲：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4]693—694。

 刘勰这里所讲的“春秋”，也就是下文的 “四时”（春、夏、秋、冬）的一个简称；他所讲的“阴阳”，则是下文的“阳气”和“阴律”的一个简称。“阴律”就是“阴气”。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云：“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阴律’代替‘阴气’” ^[5]。这个解释是准确的。在古代汉语中，“阳气”和“阴气”这一对概念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有时候是指气候，有时候则未必。什么时候是指气候呢？这要看具体的语境。一般来讲，当“阳气”和“阴气”并举，又与表示时令或季节的“四时”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它们就是指气候。如[明]苏浚《气候论》：“晁错曰：扬粤之地，少阴多阳。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阳气常泄；地卑，故阴气常盛。阳气泄，故四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暑热过中……阴气盛，故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岁之间，蒸湿过半。”^[6]229—230。在这一段话里，“阳气”和“阴气”并举，又与“四时”出现在同一语境，是专门讲岭南地区的气候的，故名之为《气候论》。刘勰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春秋代序），气候也在不断地变化（阴阳惨舒）；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物候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物色之动）；随着气候和物候的变化，人的心理也在发生相应的波动（心亦摇焉）。每当阳气萌发的时候，蚂蚁（玄驹）就开始行走；每当阴气凝聚的时候，螳螂（丹鸟）就开始潜伏。小小的虫子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可见四时气候对于生物的影响原是很深刻的。……每年都有相应的物候（岁有其物），每种物候都有不同的色彩（物有其容），文学家的情感是随着物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情以物迁），文学作品的语言则是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的（辞以情迁）。这一段话，就是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

 如果说，刘勰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还需要作一番考证与阐释的话，那么钟嵘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就可以说是非常明白了。其《诗品·序》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7]1。

 这里的“气”，就是指“气候”。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在讲到钟嵘的这四句话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8]312。这个解释也是正确的。需要补充的是，“景物”有两种，一种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景物，一种是不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景物。前者就是物候，后者则是一般的景物。刘勰所讲的随着阳气的萌发而行走的蚂蚁（玄驹）属于初春的物候，随着阴气的凝聚而潜伏的螳螂（丹鸟）则属于深秋的物候，它们不是一般的景物。钟嵘这里所讲的“物”，也是指物候，而不是一般的景物。我们可以联系《诗品·序》中的另一段话来理解。他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7]28。这里的“四候”，就是指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这里的“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就是随四季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物候。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至于春天的鸟，秋天的蝉，夏天的雨，冬天的严寒，这就是随四季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感动诗人的物候。所以钟嵘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四句话，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这样：“气候使物候发生变化，物候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诗歌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

 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问题，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刘勰和钟嵘都讲到了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界，自从刘勰和钟嵘讲过这个问题之后，似乎再也没有人讲过这个问题了。这里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无论是刘勰还是钟嵘，他们的主观意图都不在讲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主观意图，是在强调“以少总多”的写作方法，反对“文贵形似”的错误倾向，倡导“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艺术效果。而钟嵘《诗品·序》的主观意图，则在探讨五言诗的起源及其创作得失。由于他们的主观意图不在讲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所以后人在解释他们的这几句话时也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后人往往是跟着他们的主观意图走。这是长期以来的“我注六经”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

 在国外，则有法国十九世纪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里，在讲到“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国的文学）与“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文学）之间的差别时说：

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9]146—147。

 斯达尔夫人所讲的“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是指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形象。她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需要指出的是，和中国的刘勰、钟嵘一样，斯达尔夫人对文学与气候之关系的表述也是很简略的，他们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专门的研究。例如，气候是如何影响文学的，它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文学，又影响到文学的哪些方面等等，他们都没有展开必要的论证。

 关于气候影响文学的基本途径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此不赘。本文只讨论气候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具体来讲，就是讨论气候和物候的差异性，对古典诗歌的地域性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疆域辽阔，各地所处的纬度和海陆位置不一样，地形也不一样，季风的影响又特别显著，这就使得中国各地的气候环境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例如：从热量来看，中国就有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和高原气候区等六个气候带；从降水量来看，中国又可分为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和干旱区等四种气候类型。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气候环境像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差异性。

 气候的差异性导致了物候的差异性。气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导致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正是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地域性，使其呈现出不同的地域色彩。

三、 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与古典诗歌的南北差异

 气候的南北差异，主要是由各地所处的纬度差异造成的。中国疆域辽阔，从最南端的曾母暗沙（位于北纬4°附近），到最北端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位于北纬53°多），南北相距约5500多公里，共占纬度49°多。南北距离如此遥远、纬度跨度如此大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就历史时期的疆域来看，虽然各个朝代有所不同，但都可以称得上辽阔。在这个辽阔的疆域内，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是很大的，例如中国吉林省安图县的年平均气温只有-7.3℃度，而西沙群岛的年平均气温却高达26.4℃，南北两地的年平均气温相差33.7℃。历史时期的南北气候差异也大体如此。

气候的南北差异影响到物候的南北差异。当北方的哈尔滨一片冰天雪地的时候，南方的广州仍然是鸟语花香。竺可桢先生讲：“物候是随地而异的现象，南北寒暑不同，同一物候出现的时节可相差很远” ^[3]6。他指出：“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我国疆域辽阔，在唐、宋时代，南北纬度亦相差30余度，物候的差异自然很分明。往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诗人已可辨别这种差异，至于被放逐到南岭以南的柳宗元、苏轼，他们的诗中，更反映出岭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了”^[3]24。

 我们不妨先看看唐代诗人韩愈、白居易写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市的两首诗：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韩愈《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10]3864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

——白居易《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11]4942

 杂花生树，曲江水暖，这是唐代长安（今西安）仲春时节的物候。唐代属于5000年来的第三个气候温暖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从8世纪初至9世纪中期，也就是韩愈、张籍、白居易、柳宗元所生活的唐代中期，长安一带甚至可种柑橘，并且能结果实，可见地处暖温带的关中地区，气候是相当温暖湿润的。在韩愈、白居易写作这两首诗的仲春时节，长安的日平均气温在6℃—11℃左右，正是百花盛开的日子。韩愈被曲江池的千树繁花所陶醉，为白居易不能应约前来而遗憾，而白居易则回答说，他的私家园林的红樱树也开花了，他在园子里同样可以绕花而行。

    韩愈、张籍、白居易所处的长安是百花盛开，柳宗元所处的柳州就不是这样了。他的《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写到：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

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12]3937 。

 百花凋谢，榕叶飘零，春半如秋，与韩愈、白居易笔下的长安迥然不同。这是因为柳州地处南岭以南，属于热带气候。由于南岭山脉挡住了北方南下的寒冷气流，使得这里的气候非常温暖，冬季只有30多天，而夏季则长达210多天。又由于地势北高南低，有利于接受从海洋方面吹来的暖湿气流，又使得这里的气候非常湿润。在这个温暖而湿润的地区，通常只有凉季（11月—2月）、暖季（3月—5月）和暑季（6月—10月）之分，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别，或者说，干季和雨季的分别，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别更为突出。柳州的二月正是凉季，雨过花残，榕叶飘零，是这里常见的物候。所谓“四时皆似夏，一雨便是秋”。柳宗元是北方人，他在长安生活了33年。在他过去的经验里，二月是没有叶落花残的物候的，所以当他在柳州初次看到这种物候时，便感到迷惑不解，甚至产生悲秋之意，异地为官的失落、人在旅途的孤独、思念家乡的情绪等等，纷至沓来。然而他的描述却是非常真实的。

 气候和物候的南北差异，影响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南北差异，进而影响到诗歌的南北差异。我们再看唐人的两首诗：

一阵风来一阵砂，有人行处没人家。

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

——[唐]周朴《塞上曲》^[13]7703

越岭向南风景异，人人传说到京城。

经冬来往不踏雪，尽在剌桐花下行。

               ——[唐]朱庆馀《岭南路》^[14]5866

 在中温带的边塞地区，气候寒冷而干燥，黄河冰冻，三春无花，风沙漫天，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故人烟稀少，来这里戍守边疆的将士，终日只能在风沙里艰难地行走。而在亚热带的岭南地区，则气候温暖而湿润，三冬无雪，四季皆春，植物繁茂，自然环境十分优越，人们生活得很自在，可以在剌桐花下轻松地穿行。可见气候的差异影响到物候的差异，影响到自然环境的差异，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差异，最终影响到诗歌的地域差异。

 在中国文学中，体现南、北地域差异的作品是非常多的，评论家们往往言及于此。如[清]况周颐讲：“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15]57。这一段话由[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的相关表述而来，常常被研究文学地理的学者当作经典来引用。意思是说：南方江山秀丽，人们的气质秀雅；北方气候严寒，人们的气质粗犷。南方的文学精雕细刻，但是未免过于柔弱和华丽；北方的文学未免过于粗放，不知道人们在嘲笑他们只会穿着狐皮袍子骑马打猎。况周颐的这个描述是真实的，但多少有些笼统。事实上，南、北方的疆域是很广大的，南方跨两个气候带，北方跨三个气候带，南、北方各自的气候环境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即如同属亚热带的江南地区与岭南地区，同属暖温带的齐鲁地区与关中地区，其间的差别就很大。有时甚至是同一座山，山南山北的气候就不一样，因而物候也不一样。[唐]宋之问《咏庾岭梅》写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1]。在同一个季节、同一个日子、同一个海拔高度上，因山南山北的气候不一样，梅花的状态就不一样，向南的梅枝上花开得很热闹，朝北的梅枝上则有几分冷清。可见对于南北之别，是不可以笼统言之的。

 下面再举两个例子。[唐]张敬忠的《边词》：

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

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16]818。

 长安（今陕西西安）和五原（今属内蒙）都在北方，然长安位于北纬34º13´，属于暖温带；五原约在北纬41º，属于中温带，两地相差约7º，分属两个气候带，它们的气候环境是不一样的，物候也不一样。同是二月，五原的河流刚刚解冻，垂杨尚未展叶，而长安的某些花朵却开始凋谢了，两地的物候竟相差一个月。这说明同在北方，因纬度差异较大，物候的差异也较大，文学的地域差异也随之较大。

 再看[南宋]陆游的《东阳观荼蘼》：

福州正月把离杯，已见荼蘼压架开。

吴地春寒花渐晚，北归一路摘香来^[17]24258。

 东阳（今属浙江，古代属吴地）在北纬29 º24´，福州（今属福建）在北纬26 º，虽然同属亚热带，并且同处近海地区，但纬度相差3度多，故东阳的荼蘼要比福州的荼蘼晚开12天左右，诗人的描述是非常真实的。这说明同在南方，因纬度有差异，气候和物候就有差异，文学的风貌也相应地有差异。无论是笼统地讲北方，还是笼统地讲南方，都难免有些粗放。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与其讲南北之别，还不如讲纬度之别，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具体，也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