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和研究方法，最早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即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三百》编定成书的年代。当时的学者把《诗三百》中的“国风”按照不同的王国和地区来分类，所体现的就是文学地理的意识和方法。“文学地理”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始于20世纪初期。1902年，梁启超先生发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首次提出“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只是还没有对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定。“文学地理”的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据统计，从1905年至1980年，在我国发表的与文学地理学有关的论文只有26篇，有关著作只有三种；从1980年至2011年，有关论文多达1100篇，有关著作多达254种。[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学者倡导建立一门独立的文学地理学。笔者本人也曾撰文，倡导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2]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完整而系统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证研究，二是理论研究，三是应用研究。而现在的情形是：虽然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有些问题甚至还没有触及；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则可以说是相当滞后，许多认识还只是停留在知性阶段，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有些问题甚至还没有被提出来；至于应用研究方面，则基本上还未起步。所以笔者认为，在丰富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开拓文学地理学的应用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提升它的理论品质。只有在实证研究、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和思考，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从而成为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一个独立学科。

本文只是就文学地理学的几个主要理论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个别问题甚至仅仅是提出来，以期引起学术界同仁的注意和进一步思考。

 

一、文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

 

我国地域辽阔，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多种多样，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又不平衡，因此，产生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文学作品，除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还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关于这个问题，前人早就意识到了。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和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到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和汪辟疆的《近代诗坛与地域》等，都对此做过一些很有意义的探讨。不过，正像业内人士所熟知的那样，不管是前人的探讨，还是今人的研究，对文学的时代性的考察，总是远远多于对其地域性的考察。这是为什么呢？我的理解是，文学同其他事物一样，虽说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发生的，但是时代的变化往往既频繁，又剧烈，而地理的变化相对来讲则要迟缓一些，温和一些。地理环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对文学的影响也不是那么迅捷。如果说，时代条件对文学的影响是立竿见影，那么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则是潜移默化。由于这个原因，使得人们的眼球，往往更多地被文学的时代性所吸引，而对它的地域性则较少关注。当然，这也与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习惯有关。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往往首先是历时性的，然后才是共时性的。

正因为如此，处在对过去时代的文学进行历史审视的位置，倘若能够同时关注文学的地理背景，重视不同的地理因素对于文学历史现象的某种决定性作用，便更能显示出研究者的超越的学术眼光和气度。这也正是历代文学研究中关于文学地域性考察的成果会受到格外重视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前辈学者之所以倍受尊崇，与他们以新的视野关注中国文学的地域性特点是有重要关系的。

如上所述，对文学地域性的考察，早在班固之前就已有之，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也只有班固等少数学者以史家的眼光发现了地域与文学之间的某种联系；将文学与地域性因素在某种必然联系的意义上予以确认，还是近代启蒙学术形成以后的事。近代学术研究引进日本及西方的学术传统，以文学史的总结为导引，对因时间、空间的差异构成的各种文学现象开始予以学理的关注与阐释，成为顺理成章的课题。但仍是由于学术传统的影响，也由于学术认知的习惯等因素，文学的时代性研究得到了充分而蓬勃的展开，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却多少处于被相对忽略或遮蔽的状态。

事实上，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无论是国家分裂时期的文学，还是国家统一时期的文学，都有它的地域性。区别只是多和少的问题，浓和淡的问题，而不是有和无的问题。文学研究必须正视这一客观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文学还有地域性，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或者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只重视其时代性，而忽略其地域性，只重视历时性的纵向考察，而忽略共时性的横向比较，只重视编年，而忽略系地，那么，这种研究就是单向的，一维的，片面的，许多问题也就难以解决。例如，同是周朝的诗歌，为什么《楚辞》和《诗经》的差异如此之大？同是汉代的大赋，为什么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赋是那样的恢宏和瑰丽，而班固和张衡的赋却是那样的质朴和典雅？同是唐诗巨擘，同样经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巨变，为什么李白的诗歌是那样的飘逸洒脱，而杜甫的诗歌却是那样的沉郁顿挫？同是一代戏曲，为什么产生于永嘉（今温州）一带的南戏是那样的轻柔婉转，而产生于大都（今北京）一带的杂剧却是那样的高亢劲切？为什么在明代文坛的复古派与革新派这两大阵营中，复古派的领袖多为北方人（如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谢榛、李攀龙），而革新派的领袖则多为南方人（如李贽、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钟惺、谭元春）？类似这样的诸多问题，并不是时代的差异造成的，也并不是文学的时代性研究所能解决的，这里面显然涉及到文学的地域性问题，必须通过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或者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才能找到合理的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文学的地域性问题在理论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18世纪的法国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在她的名著《论文学》和《论德国》中，提出了南北文学差异性的命题。19世纪的法国批评家丹纳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中，通过地理环境解释文学的成因与艺术风格的所以然，认为决定文学艺术产生的地域性因素并不多让于时代性因素，时代与地域风俗构成了所谓的“精神的气候”，直接孕育了特定的文艺内容与形式。例如希腊的雕塑艺术，强调自然的美和强健的魅力，不避裸体乃至性器官暴露，这都是与古希腊城邦制公国的较为开放的政治气候相联系的，也与爱琴海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有关：沿海的丘陵山地给了这一片虽然较为贫瘠的土地以四季温暖的气候，当地人的生活需要包括衣着等等就变得比较简单，而航海征战需要强健的身体，经常举行的角斗、赛跑等比赛也要求他们衣着简单，于是越是与自然接近，越是展露身体自然之美，就越能够唤起人们健美的感受。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基本停留在现象的揭示，以及自然、社会、文化层面的解说，而没有将其上升为一般的理论原理，更没有从理论上揭示出文学的时代性因素与地域性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文学的地域性研究仅仅揭示出与文学的时代性研究不同的现象，还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必须通过理论比照揭示出文学的时代性研究所存在的明显欠缺，以显示文学地域性研究绝不是文学时代性研究的一项简单补充，而是与文学时代性研究并驾齐驱的、为文学时代性研究所无法替代的一种研究。这个问题，也正是我们必须继续加以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之一。

 

二、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学的地域性

 

近来有人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再谈文学的地域性已经没有什么意义。[3]也就是说，随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文学的地域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这种说法看似时尚，但是并不符合实际。我认为，经济的一体化并不等于文化的一体化，制度文化的一体化也并不等于精神文化的一体化。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会出现文化的一体化，那也可能只是在制度文化方面。在精神文化方面，在风俗习惯方面，在人们的文化心理方面（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理想等等），不仅不可能一体化，而且还将长期保持其民族性和地域性。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造成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通过人的生活方式的中介，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是难以挥之即去的。如果人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不发生根本的改变，人们因此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等就不可能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是被中外历史文化发展的诸多事实所一再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我赞同李敬敏教授的这样一段话，他说：“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与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的地域性将长期存在，并行不悖。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20世纪以来在世界贸易的推动之下，文化的一体化在加速地推进。但同时我们又明显地看到，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佛教文化圈以及中华文化圈仍然牢牢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阵地。正是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带来了世界的多姿多彩。在一个生活着60亿人口的‘地球村’里，一体化意味着彼此往来、交流、互通有无、互补互利，具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和共同利益，一体化绝不意味着单调单一，没有区别，没有个性，没有民族和地域的特殊利益和要求。[4]”

我认为，即便“文化的一体化在加速地推进”，文学的地域性也不会因此而消失，不仅不会消失，甚至还会更加凸显。虽然歌德曾经宣布“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但这样的世界文学并不是以消灭或牺牲文学的地域性为前提和代价的。有人提到“全球化”和“本土性”的“两难”问题：“强调本土性，必然强调发掘本土民族文化资源；而强调全球化，就必然消除本土、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向世界主流文化认同。[5]”其实这样的“两难”完全是理论操作的结果，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越是强调全球化，在文学和精神创造的其他领域就越有可能更加重视并开掘自己本土和本民族的东西。当一个民族的文学走向世界文学，向全球主流文化表现出认同愿望的时候，它如果仅仅是作为世界文学和全球主流文化的“消费者”侧身其间，没有丝毫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价值，它会心安理得地去接受这样一种消极命运吗？从世界文学和全球化文化的潮流方面来说，其所以具有强势的力量成为主流，就是因为它具有吸纳百川的包容气度，有敛聚和消化各地域各民族文学和文化之特性的能力，于是它鼓励所有的地域所有的民族贡献出自己最经典最富有特征的文艺传统和文化性状参与进来。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路，那一番据说是鲁迅提出来的两个“越是”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才能够在当代中国的理论界大行其道。尽管有人已考证出这两个“越是”论并非鲁迅原话，[6]但人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越是”论的权威性，以至于有人从外国的歌德和中国的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也找到类似的观点，有人则作了很有价值的引申：“越是地域的，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尽管鲁迅确实并未原创“越是”论，但是他的围绕着“拿来主义”思想和“拿出”意识阐述的许多观点却是支撑了这个理论。在1927年所写的《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一文中，他为陶元庆绘画中“有中国向来的灵魂”──也就是“民族性”而大加赞赏，认为这样的作品“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也即以中国的民族性为资本，为张本，去汇合世界的时代潮流。这正是全球化文化和世界文学话语背景下本土性、地域性与民族化显得尤其重要的原因，也说明了越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势下，文学的民族化、地域性就越应该受到重视。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文学还有地域性，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或者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

 

三、国家统一背景下的文学的地域性

 

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文学的地域性问题相类似，是国家统一背景下文学的地域性问题。半个世纪以前，胡小石先生讲过这样一段话：“以地域关系区分文学派别，本来无可非议，不过只适宜于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的时候。”他举例说，“隋既代周平陈，南北统一，如薛道衡、杨素等都是北人。唐初四杰，即有北人三个。沈、宋也是北人，温、李也是北人，他们的作风，均非常华绮。可见交通便利政治统一之后，以地理作区分，是靠不住的。[7]” 这个说法在我国部分学者那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看似圆通，其实是有严重偏差的。其一，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别，并不仅仅表现为“南北之别”，同时还表现为“东西之别”。谈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别，居然只顾“南北”而不顾“东西”，这是第一个偏差；其二，即便是南方文学内部，其地域差别也是很大的，不是仅仅用“华绮”这两个字就可以概括得了的。讲南方文学只讲其“华绮”而不讲其它，这是第二个偏差；其三，薛道衡、杨素、四杰中的三杰（王勃、卢照邻、杨炯）、沈佺期、宋之问、温庭筠、李商隐等“北人”的“华绮”，原是他们追摹江南诗风的一种表现，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基本“作风”，更不能代表他们的全部“作风”。例如王勃的代表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杨炯的代表作《从军行》，宋之问的代表作《渡汉江》等等，可以说连一点“华绮”的影子都没有。用部分作品的“华绮”来概括他们的全部“作风”，这是第三个偏差。

胡小石先生的这些偏差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人予以纠正，可能是因为人们相信了他的“理论前提”，即以地域关系区分文学派别，只适宜于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的时候。也就是说，一旦交通便利、政治统一之后，再讨论文学的地域性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事实上，他的这个“理论前提”是一个虚假前提，是真正“靠不住的”。诚然，当国家分裂的时候，文学的地域性显得比较突出，如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当国家统一的时候，文学的地域性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所淡化，如隋唐时期的文学。但是，地域性的某些淡化并不等于地域性的消失。因为国家的统一与交通的便利，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从而缩小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别，但是并不能完全抹除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其实质来讲，就是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别。这种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和创造的土壤。只要这种土壤的性质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们在此土壤之上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等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就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从而构成文学的地域之别。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吴江派”和“临川派”的戏剧，“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小说，等等，都是在国家统一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但是，它们各自所具有的地域性都是显而易见的，谁又否定得了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分裂时期的文学地域性研究，特别是以政治分裂地区为基本单位的文学地域性研究，其实是一个并不很重要的学术命题，因为各种不同的政体，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决定了那一时段的文学活动本身就处在自然的分裂状态，它们的地域性或者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最有意义的文学地域性研究恰恰是在国家统一条件下的共时性研究。这样的研究必然以统一的政治条件为前提，以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之间的差异为基本依据。当文学研究者能够从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性着手，而不是仅仅从政治条件着手来进行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时，就有可能真正认识到文学的地域性，真正认识到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就有可能用大量的事实纠正胡小石等人的认识偏差。

 

四、中国文学的南北之别与东西之别

 

文学的地域差别是一个客观存在。这种差别是多种多样的，大而言之，有南北之别和东西之别，小而言之，则有南与北、东与西内部的更多差别。长期以来，人们比较容易像唐代的魏征那样，只看到文学的南北之别，而看不到它的东西之别。这是因为人们对于中国文化，往往只看到它的南北之别，而看不到它的东西之别。我国自东汉以来的多次的分裂和统一，都是以南北的分治和融合为标志的，由于政治因素的作用，使得中国文化的南北之别有时候大于东西之别。这可能就是人们在讨论中国文化的地域差别时，往往多提南北之别而少提东西之别的原因。但是，东西之别同样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学术研究，如果只注意南北之别而不注意东西之别，那么文化上的许多问题，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

李浩教授指出，中国文化的东西之别实际上早于南北之别。“按照传统的中原文化本位论，中国文化是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向四方辐射，夏商周三代，夏商在山东，周则崛起于关中。”周与商的对峙和冲突，就是东西之间的一种对峙和冲突。及至“战国时代七雄争霸，其中秦是从关陇发展起来的，楚以南方的荆楚为大本营，其他五国的势力都在山东，故关中与山东形成长期的军事冲突与文明对峙。一直到汉代，建都关中与山东之争论，山东与山西人才类型之区别，说明东西区分仍有极重要的意义。而此时从整体上讲，江南仍没有进入全面开发期，故东西之分仍优先于南北之分。[8]”李浩认为，即便东晋以来，南北之别日显重要，但仍不能以南北之“北”简单地替代原来东西的概念。一直到唐代，南北与东西是三足鼎立而非两极对峙。中国的政治轴心与文化轴心是首先沿着东西的轴线移动，然后又沿着南北的轴线变化，故山东、关中与江南就构成了坐标轴上的三个参数，而不是一条直线上的两个点，三个轴心各自的引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动态三角形，使文化网络间充满张力。其中的地域差异与文化差异亦既有南北差别也有东西差别。李浩的这个认识是符合事实的。

事实上，由于我国地域非常辽阔，地形地貌非常复杂，地理环境多种多样，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又极不平衡，即以南北或东西而论，其内部的差别也是不小的。例如齐鲁文化，本是北方文化圈中的一种地域文化，粗看起来是一种品质，细看起来就不难发现，齐文化和鲁文化其实并不一样。齐文化具有滨海工商文化的特点，鲁文化则是一种典型的内陆型农耕文化。[9]所以讨论文化的地域差别，无论是停留在南北这个层面，还是东西这个层面，都嫌笼统。李浩又指出：“北方区域中的关中、陇右、三晋、河洛、燕赵、齐鲁，南方区域中的荆楚、吴越、巴蜀、岭南等文化圈，其间固有相同一致处，但彼此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文学的细微深入影响，在文学史研究中涉猎很少。以隋唐文学研究而言，讨论南北文学的差别和统一固有价值，如能同时兼顾东西的对峙与缓和，并进一步深入到江南、关东、关西、代北等不同区域中，探讨其与文学演化的关系，将更有意义。[10]”李浩的这个认识也是正确的。其实，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和班固在写作《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的时候，就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司马迁在讲到我国境内各主要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物产、民风之差别的时候，并没有把这种差别简单化为东西之别或南北之别。班固在讲到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民风、民歌之差别时，也没有把这种差别简单化为东西之别或南北之别。最早把中国文学的地域之别简单化为南北之别的当是魏征。他的《隋书•文学传序》就是把“江左”的文学和“河朔”的文学放在一块进行比较的。这是由于自东晋至隋初，南北政权对峙了近三百年，在他写这篇序的时候，南北的完全统一还不到五十年。在那个时候，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别主要表现为南北之别，而不是东西之别，他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现在研究中国文学的地域性，还是停留在魏征的这个认识水平上，只顾南北之别而不顾东西之别，那就没有多少理由可讲了。

还应该指出的是：魏征以来的一些学者，包括明代的王世贞、王骥德，近代的刘师培、王国维、况周颐，以及当代的某些学者，往往只注意到文学的南、北之别而忽视其东、西之别，他们的有关言论往往只涉及南、北而不涉及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地理认知上只注意到了纬度的差异，而没有注意到经度的差异，没有注意到地形和季风的差异。其实东、西之间的地形和季风的差异是很惊人的。地形和季风的差异导致气候的差异，气候的差异导致物候的差异，气候和物候的差异导致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的差异，最终导致文学作品的地域差异。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另有专文探讨，这里不多讲。

 

五、文学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学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和文学读者，地理环境则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动的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是地理环境对文学的作用或影响，一方面则是文学对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的作用或影响。所有的这些影响都可能体现为某些共性，隐含某些规律，但是近年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大都注重前者而对后者有所忽略，因此，这种研究仍然不免是单向的，或者说是片面的。

事实上，我国古代学者对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是比较关注的。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1]”这是讲前一个方面的影响。杜佑《通典》云：“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12]”意思是说，六朝时的颜延之、谢灵运、徐陵、庾信等著名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和流风余韵，作为一种文学积累和文学传统，已经沉淀或者融入到当地的人文环境之中，长期地影响着当地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着他们的文学兴趣，以至到了唐代，即便是那些社会地位不高的体力劳动者，也喜爱上了文学的创作，而且“吟咏不辍”，从不间断。这是讲后一个方面的影响。

很显然，如果没有那些出生于本地或流寓于本地的文学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给予的影响，如果没有民间文学（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戏曲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给予的影响，如果没有前人在较长时间内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所营造的文学氛围，所形成的文学传统，那么，后人的所谓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因此，在考察地理环境对文学的作用或影响的时候，还要反过来考察文学（包括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对地理环境的作用或影响。二者可以有所偏重，但不可以偏废。

还应该注意的是，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大量存在，但不会是，也不应是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单纯。大量情形下，这种影响并不都是显在的，而是隐性的。浙东农村的目连戏对鲁迅创作的影响不能说没有，有时还相当明显，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浙东那个“报仇雪耻之乡”的精神文化因素潜在地影响着鲁迅，影响着他那辛辣、冷峻、刻毒和绝无恕道的文学风格与精神气质。然而，并不一定每一个浙东作家都会深受这种民间文学和文化的影响，都会有这样的风格与气质，如果是那样，则一个地域培养出来的必然是风格雷同气质相仿的文学家，那又是一件多么令人扫兴的事情！一个文学家是否接受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接受哪种类型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在哪一个层面上、哪一种程度上接受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与他的个人气质、生活经验等等是有密切关系的。同理，一个地方的文学（无论是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学）在哪个层面、哪种程度上反作用于当地的人文环境，也与当地人文环境的素质，以及当地人的文化自觉等等有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充分解答，有赖于大量的实证研究，更有赖于理论上的探讨和概括。

 

六、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

 

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是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来实现的。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表现为两种状态。一种是“静态分布”，一种是“动态分布”。文学家的籍贯（出生地）分布，属于“静态分布”；文学家的迁徙、流动地的分布，则属于“动态分布”。

具有血缘或亲缘关系的文学家聚族而居，形成一个文学家族，他们的籍贯（出生地）分布，属于“静态分布”；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文学家由于某种机缘走到一起，形成一个文学流派、一个文学社团，或者一个文学活动中心，他们的成员并非来自同一个家庭或者同一个地区，他们的活动地点也不一定局限在某一隅，他们的组织无论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最终都是有聚也有散，这种分布属于“动态分布”。

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籍贯与生长地往往是二而一，所以从人物的籍贯分布又可以窥见环境对于人的影响”。[13]

文学家的流动性是比较大的。一般来讲，成年以前，他们在家乡接受教育。成年以后，他们就会离开家乡，求学、应试、为官等等，寻求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安土重迁”的文学家是比较少的，即便是像陶渊明、孟浩然这样的以“隐逸诗人”著称的文学家，也曾有一段时间在外地游历、做官或者求仕，至于像李白、杜甫、苏轼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足迹遍于大江南北，一生都在行走当中。就中国文学史上的多数文学家来讲，迁徙、流动往往是其常态，“安土重迁”反而是其异态。正是因为这样，有人认为，文学家的“动态分布”，比他们的“静态分布”更为重要。

我承认文学家的“动态分布”的重要性，但是我不认为其“动态分布”的重要性，大过“静态分布”的重要性。事实上，就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影响的大小、深浅与久暂而言， “静态分布”比“动态分布”更为重要。

诚然，一个文学家一生所接受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往往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复杂多变的，有出生成长之地的地域文化（简称“本籍文化”）的影响，也有迁徙流动之地的地域文化（简称“客籍文化”）的影响，不可简单而论。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明确，在他所接受的众多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当中，究竟哪一种地域文化的影响才是最基本的、最主要、最强烈的呢？无数的事实证明，是他的“本籍文化”。“本籍文化”是他的“文化母体”，是他作为一棵文学之树得以萌生和成长的地方。他长大成人之后，要离开故土去求事业，求功名，求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这样就会接受“客籍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面去接受“客籍文化”的影响？他如何选择、吸纳和消化“客籍文化”？这都受他早年所接受的“本籍文化”的支配。换句话说，他早年所接受的“本籍文化”，培育了他的基本的人生观、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基本的文化态度，这些东西构成了他这棵文学之树的“根”和“本”，构成了他生命的“原色”，而“客籍文化”，只能丰满、粗壮着他的枝叶。

我们不妨以李白、杜甫为例。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生于安西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之托克马克市），五岁左右随父迁入绵州彰明（今四川江油），25岁左右才“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是在绵州彰明一带的地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里既是一个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也是一个任侠之风浓郁的地方。李白18岁左右的时候，还曾隐居大匡山，从赵蕤学习纵横术。因此，在李白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就有着浓厚的神仙道教的色彩、纵横家的气质和侠士的遗风。尽管此后的他曾经漫游大江南北，而且再也没有回过绵州彰明，但是，他早年在这里所接受的地域文化的熏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他一生的价值观念、行为选择和文学创作。他的诗歌所体现的那种独立不羁的精神、豪迈洒脱的风格和自然真率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绵州彰明一带的地域文化的沾溉。杜甫适好相反。郡望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祖籍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生长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洛阳一带。他的家庭从西晋以来就是一个奉儒守官之家，他所生长的巩县、洛阳一带，更是弥漫着儒家文化的浓重气息。这样一种地域文化，对于他的以忠君恋阙、仁民爱物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他也曾经漫游大江南北，而且47岁以后，一直到死，都生活在南方。但是，他早年所接受的中原儒家文化的熏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他一生的价值观念、行为选择和文学创作。他的精神世界，一直都被儒家文化所牢笼。他的诗歌所体现的那种忠君爱民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和严谨求实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中原儒家文化的沾溉。

故乡的影响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讲总是刻骨铭心的，尤其是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故乡的影响，总是如影随行般地伴随着他的一生。这是他一生中所接受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影响。前苏联作家K·巴乌斯托夫斯基把这种影响当作是一种“最伟大的馈赠”。他在《金蔷薇》一书中写到：

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14]

这段话是一个作家的切身体会，它的真实性、正确性是不用怀疑的。

在我国，也有学者持类似的观点。徐明德教授指出：“每一个人都是在具体的区域文化中接受文化的濡化，而发育成长起来的。个体从婴儿、幼儿、童年、少年到青年之初，都是在区域文化景观中接受雅、俗文化和家庭文化的教育和塑造，建构起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框架的。至于个人成长过程中，走出了青少年时代生活成长的区域（他的故乡或祖国），至异国他乡去深造，却是接受新的文化的教养，使其文化心理结构拥有更新更博的文化素养，同时使其自身的文化特征得到丰富和更新。但无论怎样的更新，他都永远在其文化心理结构里，烙印上其故土的区域文化的特征。这就是荀子所谓的‘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智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譬如鲁迅之具越文化特征，郭沫若之具巴蜀文化特征然。虽然他们都曾先后到日本留学，然而其浙江绍兴（会稽）人、四川乐山（嘉定）人的地域文化特征从未泯灭过。”“这种地域文化的特征，一定要烙印在其创造的文化产品上（例如文学作品），表现出带上地域文化特征的民族风格来。[15]”。

有一位广东学者在讲到广东籍的郑观应、容闳、詹天佑等杰出人物在外地的事业和成就时，也讲过类似的话：“我以为他们无论在哪里学习，在哪里创业，哪怕移居到天涯海角，我们都不应忽略他们最原始的地缘、血缘、部族文化背景——恰恰是建立在土地与族群之间的‘原始缔结’（社会文化心理学者把它叫做‘primary ties’,在中国也有人称它为‘神秘的人格传递’），最能潜移默化，影响人的一生。”[16]虽然这一段话不是针对文学家讲的，但是我认为是可以拿来说明迁徙流动中的文学家的。

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会对新的所见、所闻、所感，做出自己的理解、判断或者反应，并把这一切表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问题是，这种理解、判断、反应和表现，并不是被动的，而是要经过他自己意识中的“先结构”的过滤的，因而其理解、判断、反应和表现本身，就带上了“本籍文化”的色彩，也即生命的原色。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籍文化”对一个文学家的影响，是要大过“客籍文化”的。也就是说，文学家的“静态分布”的意义，是要大过其“动态分布”的。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文学家的“静态分布”究竟如何形成他生命的原色？在生命原色的形成过程中，“本籍文化”起了多大的作用？个人的气质、生活经验等等又起了多大的作用？一个文学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客籍文化”的影响，那么，他又是如何接受这种影响的？在接受这种文化影响的过程中，“本籍文化”又起了多大的作用？个人的气质、生活经验等等，又起了多大的作用？应该说，这些方面既因人而异，但也有其共性，有其规律，需要实证的研究，更需要理论上的探讨。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些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论著，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都是远远不够的。多数的论著甚至还没有触及到这一方面的问题。

 

七、文学士族与文学庶族之关系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可以有多种视角，多个切入点。可以从文学作品的各种元素（题材、主题、人物、意象、原型、景观、语言等等）入手，也可以从文学家的各种组织形态（文学集团、文学家族、文学流派等等）入手，还可以从文学家的静态分布或动态分布等等入手。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学士族的考察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程章灿著《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世族与六朝文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刘跃进著《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丁福林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李浩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和《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就属于这方面的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选择文学士族这样一个视角来研究文学的地域性，显然是受了陈寅恪先生的启发。陈先生曾经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驰，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17]”由于士族具有血缘与地缘的双重特性，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把文学士族作为考察对象，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

文学士族，又称文学世族，也就是东汉以来在文学上声誉卓著、人才辈出的世家大族。文学士族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喜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上述著作在考察某个时期某个地域的文学士族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对同一时期同一地域的文学庶族和寒士的考察，不能回答同一地域的文学士族与庶族、寒士在文学上的联系与差异性问题。事实上，一个地域的文学士族只是这个地域的文学群体的一部分，士族之外，还有庶族和寒士。且不说初唐以后，由于士族的逐渐沦替，文学创作队伍的主体已经由少数的士族演变为大量的庶族和寒士，即便是在士族最为活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庶族和寒士的表现也是不可小看的，左思、鲍照等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丹纳曾经指出：“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也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例如莎士比亚，初看似乎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奇迹，从别个星球上掉下来的陨石，但在他的周围，我们发现十来个优秀的剧作家……到了今日，他们同时代的大宗师的荣名似乎把他们湮没了；但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丹纳进一步指出：“这个艺术家庭本身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在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18]”因此，研究文学士族，对于考察一个地域的文学群体的构成，考察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与当地的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而考察其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文学士族的考察而忽略了对其周围的文学庶族和寒士的考察，那就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这样做，不仅不能让人得知一个时期一个地域的文学群体的全貌，即便是对文学士族这一部分的了解，也仍然是局部性的，片面的，难以达到圆融透彻之境。

 从文学士族角度研究文学的地域性出现的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实际上是学者们在理论上将士族的兴起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理解得过于生硬、过于简单化的结果。如果能从理论上认清文学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种种必然联系，就会比较自然地观察到同一时代同一地域不同士族文人乃至庶族甚至寒士出没隐现的种种复杂现象，这样的观照就会比较全面而稳健。

 

结 语

 

总之，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绩，但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比较滞后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已经初步揭示并解决了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例如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意义问题，文学家出生成长之地的地理环境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文学家的迁徙流动与其文学风格的变异问题，某种文体的基本特性与其发源地的人文环境的关系问题，同一种文体在不同地域的不同表现问题等等，但是，更多的学理问题还没得到揭示和解决，有些问题甚至还没有触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通过深入而系统的理论研究，逐步解决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上文讲到的七个问题），进而建立起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真正建成之后，它就可以成为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一个独立学科。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本文刊于《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CSSCI）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研究”（批准号：08BZW044）的前期成果]

[1]李伟煌等《文学地理学论着目录》，夏汉宁等主编《文学地理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9日。

 

[3]参见李敬敏《全球一体化中的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靳明全主编《区域文化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4]李敬敏《全球一体化中的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靳明全主编《区域文化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158页。

[5]刘登阁《全球文化风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6]参见袁良骏《“地方色彩”•民族性•世界性》，《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5月28日；翟墨《“越是论”再正讹》，《美术观察》，2003年第9期。

[7]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页。

[8]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6－57页。

[9]《英雄崇拜与美人崇拜》，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页。

[10]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1]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页。

[12]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2卷，第4850页。

[13]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序论》，周振鹤等《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14] K·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15]徐明德《区域文化与文学关系断想》，靳明全编《区域文化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182页。

[16]叶曙明《其实你不懂广东人》，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1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18]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