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古代流寓文学的接受研究

 “接受”是一个动态的流程，从流寓现象发生的时代及文人个体直至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研究路向的选择，流寓文学的接受机制始终在延续着。对流寓文学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接受。这种接受连续性首先体现在古代流寓文人对流寓经历地自然与人文环境的接受，当然又有正向接受和反向接受之分。这里包括历代流寓文人对贬流等流寓事实的接受，如吴在庆《略论贬谪对唐代文士创作的影响》[74]即属这一方面的接受研究；又包括流寓文人对流寓地自然环境的接受研究，如张丑平《论西南气候风物与杨慎贬谪文学创作》[75]；还包括流寓地文化对流寓文人之影响研究，如张铁军《论湖湘巫鬼民祀对湖湘迁谪文学的影响》[76]。

 其次，流寓地社会及文化发展对流寓文人的接受，实际上也是流寓文人对流寓地的影响。许多文人的流寓经历对流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而也使这些文人成为今日地域文化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白文君《韩愈与岭南文化》[77]揭示的岭南文化中的韩愈符号、王小岩《汤显祖贬谪徐闻与他的〈贵生书院说〉》[78]揭示的汤显祖对雷州文化发展的贡献、戚红斌《杨慎谪滇及其对云南文化的贡献》[79]揭示的杨慎之与云南文化的关系、蒋云丽《柳宗元与永州社会发展》[80]揭示的柳宗元对永州社会发展的贡献、伍联群《黄庭坚蜀中交游及其对巴蜀地域文化的推动》[81]揭示的黄庭坚在巴蜀文化发展中的地位等，均可视为古代流寓文学的现代转换研究，实现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连接。

 第三，是后世对前代流寓文人流寓经历和生活遭际的接受研究，这一研究主要体现为对以吟咏前代流寓文人为主题的作品研究。为后世文人所吟咏的前代流寓文人主要为屈原、贾谊、王昭君、苏轼等人，李文江《唐代咏屈原诗研究》[82]是对有唐一代文人歌咏屈原放逐荆湘经历诗歌的研究，程建《唐代咏贾谊诗的文化解读》[83]是对唐代咏贾谊屈贬长沙诗的文化阐释。宋以后，文人的流寓经历、贬流遭遇逐渐进入戏曲和小说家的创作视野，如元、明杂剧、传奇中前代文人贬谪生涯剧的出现，明清小说中唐宋文人的贬谪书写。卞良君《历史影像与艺术真实的高度融合——古代小说中韩愈的流贬心态论析》[84]发掘了小说家眼中韩愈的流寓经历与心态；庆振轩《元代有关苏轼贬谪生涯剧作简论》[85]则探讨了元杂剧对苏轼贬谪经历的历史再现。

 第四，是古代文学学科研究发展走向上的接受。随着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向的更加多元以及学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流寓文学研究除传统的文人研究和作品研究之外，更多了些对流寓文学进行的诗学意义上的探讨。具体说来，一是从学科建构视角的对流寓文学基本概念的使用和阐释。由贬官（贬谪、迁谪、逐臣、流放）文学、流人文学到流寓文学，体现了学界对这一古代文学特殊历史存在形态的认知逐步走向深化。陶涛《论发端于屈原的逐臣文学》[86]、戴金波《迁谪文学：透视人文精神形成的窗口》[87]、何宗美《“吴兆骞现象”及其经典意义——兼论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的历史内涵》[88]、蒋寅《一种更真实的人地关系与文学生态——中国古代流寓文学刍论》[89]、张学松《“人生作远游，踪迹伤流离”——中国古代流寓理论探微》[90]等文，是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研究一步步走向成熟与综合的学术展现。二是对流寓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关系之认识更加全面而深刻。马云《苏轼的文学成就与贬谪》[91]是探讨文人个体流寓经历与其文学创作发展的重要关系，沈松勤《士人贬谪与文学创作——宋神宗至高宗五朝文坛新取向》[92]则是对于流寓影响一个时代文学发展走向的深刻认识。三是学术史意义上的对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研究成果的推广性评介。毋庸置疑，尚永亮对于唐宋贬谪文学和先秦弃逐文学的研究、李兴盛对东北流人文学的研究、周轩对新疆流人文学的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累为学界所广泛推重和认可，陈水云《贬谪文化的当代阐释——评〈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93]、张兵《廿载流人史，渊源自汉槎——李兴盛先生与清初诗人吴兆骞研究》[94]、吴福环《清代社会的立体画面边疆历史的重要一页——评周轩关于清代流放人物的两部著作》[95]等将三者对流寓文学研究贡献的推介，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学界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反思与再探索，张学松、蒋寅等所提出的中国古代流寓文学话语建构与研究模式，或可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