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二年（1818）九月，清乾隆进士、体仁阁大学士、曾任浙江、江西、河南巡抚、以提倡学术自任的阮元出任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这一任职，成为阮元仕途及学术顶峰的一个开端。甫上任，阮元即奏请纂修《广东通志》，称“臣等检阅《广东通志》，系雍正九年所修，阅今几及九十年，其间沿革损益甚多，且原书体例本未尽善。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冗蔓舛驳，应即乘此查取事宜之时，将《通志》详加纂正，以事宜为《通志》张本，即以《通志》为事宜总汇，既上供史馆采择，而下备本省掌故，实为一举两得。”[1] 。诏允，阮元于嘉庆二十四年（1820）开始重纂《广东通志》。

  其实，阮《志》之前已有五部《广东通志》，一为明代嘉靖十四年戴璟主持纂修的        四十卷《广东通志初稿》，二为嘉靖三十六年黄佐主持的七十卷《广东通志》；三为万历二十九年郭棐等主持的七十二卷《广东通志》；四为康熙十四年金光祖主持的三十卷《广东通志》；五为雍正九年郝玉麟主持的六十四卷《广东通志》。

  经过阮元的精审与比较，他认为：“各书多有残佚，惟黄《志》为泰泉弟子所分撰者，体裁渊雅，仅有存本，今求得之，备加采录。”[2]因而，阮元组织编纂班子，以黄《志》为底本，考校旧籍，耗时三年多，完成共334卷的《广东通志》。

 在体例上，前五部《广东通志》中最早录有谪宦的是明代嘉靖年间戴璟主持纂修的四十卷《广东通志初稿》，该志卷15设“流寓”，前言道：“男子生悬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言志远也。君子不自限其身，而必天下为吾寓，虽之蛮貘皆吾家也。扬雄曰：‘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何必湛身哉！’稽古圣贤若文王囚于羑里，仲尼老于齐卫，此所谓肆不殄厥，愠亦不殄厥，闻而道大，天下莫能容者也。其次若屈原抱忧于汨罗，贾谊谢荣于长沙，此之谓烈士，不挠忠贞。臣不逾节，譬之岁寒松柏烈火贞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乃若行险侥幸甘谀取怜者，虽遇且显，终其身犹海市蜃楼、水山历日，其何足为重轻耶？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义其流寓诸贤之谓欤？读此史者，其尚续《九章》之赋以彰往而劝来。”[3]前言表明，修纂者肯定流寓诸贤之节操，对历史上负向贬谪[4]之谪宦均附于“流寓”一门，如崔仁师、孔平仲、秦观等等，以褒扬这些处于困境中却能持身忠正的流寓者。但该志却存在分类不清等问题，“是书乃璟于嘉靖乙未已临代之时两月而成，未免涉于潦草。其门类亦多未当。如人物之外别立道学一门，介于学校、风俗之间。虽本之《宋史》，而于地志为创闻。位置先后，亦其非所。又政纪一门，凡历代窜流岭表之人皆备书之。此自朝政，何与舆图？”[5]将“谪宦”附于“流寓”之下，即是分类不清的一个表现，因为流寓之人多不是谪宦。[1]

 而被阮元称为“体裁渊雅”的明代嘉靖黄佐纂修的70卷《广东通志》仍然没有专设“谪宦”，而是将谪宦附于卷44-50的“名宦”及卷51-53的“流寓”中，仍然没有解决体例不清的问题。

 明万历年间郭棐等主持的七十二卷《广东通志》同样仍未设立专门的“谪宦”，而是将谪宦一部分附于省志下的“名宦”和“流寓”中，如郑侠、龚茂良等等；另一部分附于卷68之“罪放、贪酷二门，以示讥贬。”[6] 与戴《志》不同的是，该卷“罪放”收录的全是因罪贬官之人，如周兴、王弘义、宋之问、卢杞、弥德超、丁谓、蔡确、丁大全、贾似道等等，并附按语“论曰：古之帝王褒德录能，而浑敦穷奇之属，必授四裔，以御魍魉者，非以示惩耶？然斧钺徙谪惟惩一时，非假琅管缀青编，何以警奸谀于亿万禩也。是以贪罪窜粤者，危宗社则书，贼仁贤则书，流毒苍生则书”[7] 。而“贪酷”一门所录均因贪污和酷虐而贬谪者，如周利贞、吴武陵、汪伯彦等，并附有按语道：“法网不及，天道及焉。民有口而史有笔，孰谓斧钺可逃哉！”故该卷所录均为因罪贬谪之人，其出发点是为了讥贬，以警示后来者。但从体例来看，将谪宦附于“名宦”和“流寓”，或列在“罪放”与“贪酷”二门，均同样存在相互抵牾之处。

 五部《广东通志》中首次专列“谪宦”的是清代雍正年间由郝玉麟纂修的43卷《广东通志》，该志“谪宦”前言道：“仕宦谪籍岭南尤众，岂非以古荒服地而蛮烟瘴雨之乡欤？夫君子之事君也，赏罚予夺君所命也，东西南北君所使也。君有用不用之异，而臣无忠与不忠之分，所以窜逐之余，鞠躬尽瘁，绩有不朽，仍归名宦。若乃树品虽高，宿勋亦烂，而放废闲曹，徜徉诗酒赋小雅之巷伯，吟屈子之江潭，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则编之曰‘谪宦’，抑亦寓公之类也，故以流寓附焉，志谪宦。”[8]基于这一原则，郝《志》将有重要政绩的谪宦归于“名宦”，故张柬之、韩愈、刘禹锡、杨嗣复、房千里、魏元忠、孔平仲等均列入卷38-42之“名宦”，而“谪宦”一门采录的西汉末—明朝万历年间80人实为贬谪文人。对于郝《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称此志“中间或沿袭旧文，失之冗蔓，或体例不一，彼此抵牾，皆未能悉加订正”[9]，可以说是言中了此志体例之弊。具体到“谪宦”一门，即“名宦”与“谪宦”不分，分类不清的问题仍然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而阮《志》“谪宦录”较好地解决了上述各志在体例上彼此抵牾的问题，将以前分属于“名宦”、“流寓”、“罪放”、“贪酷”中无论正向或负向，也无论官宦或文人，只要属于贬谪之官员，均归于“谪宦录”。故该志卷262-263“谪宦录一、二”收录南朝宋—明朝左迁（即降级）之犯官；又因历代谪宦类型的不同，阮元分别在“谪宦录三—六”分设“安置”、“流徙”、“编管”三大类，清楚地看到了历代谪宦产生的动态的过程。“安置”之名，唐代即已出现，开元十八年（730）赦令称“左降官及流移、配隶、安置、罚镇效力之类，并宜量移近处。”[10]但唐代的安置并非一种常制。到宋代时始有安置之法，主要是针对宰执、侍从官而言，如张端义《贵耳集》中就有“安置待宰执、侍从，居住待庶官”[11]之说。这类谪宦不除名，并有较大的人身自由，至安置地途中不需押解，到安置地后也无需向官府呈身，同时还享有一定的俸禄；“编管”是宋代对犯官的一种惩治。相对于“安置”，“编管”是一种较重的惩罚，编管犯官“必须除名勒停，谓无官也”[12] ，往往要由官府派人押送，至编管地后要接受当地官府的监视、约束，如宋法规定：“诸责降安置及编配羁管人所在州常切检察，无令出城及致走失，仍每季具姓名申尚书省”[13],编管犯官常除名，无俸禄，生活艰难，或自给，或靠官府救助，“贫乏不能自存者，地分人保明申州审察不限时月，依乞丐人法，于常平仓给口食，男子非老疾者减半”[14]；“流徙”是对犯官最重的一种惩罚，《唐会要》卷41说：“流为减死”，是对那些“全赦则太轻，致刑则太重。不忍依例刑杀，故完全其体，宥之远方”的重罪犯官的一种惩罚，比死刑仅次一等。自有贬谪以来，“流徙”历朝历代均有，故阮《志》中卷265-267列从汉朝—明朝之“流徙”犯官。

        体例的优化使阮《志》所录“谪宦”人数比郝《志》陡增。从时间范围看，谢、阮二志所载大体一致，不同的是阮《志》载“谪宦”比郝《志》多出明末光宗、熹宗、思宗三朝，但多出的这29年中只有2人贬至广东。因而，除开明朝后期的这29年，郝《志》和阮《志》所载时间范围一致，但郝《志》“谪宦录”收录人数总共只有80人，而阮《志》中仅有名姓的“谪宦”就有593人。

 然而，由于成于众人之手、检索方法原始以及时间下限止于崇祯不及清朝等原因，阮志《谪宦录》对历代谪宦的收录严重不全。本人查考各种史书及方志等文献，不厌其烦地与阮《志》“谪宦录”比对、筛选，补充其遗漏“谪宦”人员270名，列出如下，以便为从事此项研究的同道提供一个较全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