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日之内，气候屡变”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风候”：“岭南之地，其属韶阳者。秋冬宜寒而反热，春夏宜热而反寒……大抵冬不甚寒而春寒，夏不甚热而秋热，似与岭北气候较迟。”[11]（P14）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如

江云带日秋偏热，海雨随风夏亦寒。

——[唐]许浑《朝台送客有怀》 [12]（P86）

木棉花落南风起，五月交州海气凉。

——[明]汪广洋《广州杂咏》[12]（P310）

这是写一年之中气候无常。更多的、更常见的，是“一日之内，气候屡变”。 岭南的气候，不仅是高温、多雨，而且气温的日变化也大，一日之内，温度的升降可达6—8℃。如：

晴云欲平常挥扇，晓雾生寒又着绵。自是岭南多气候，日中常有四时天。

——[宋]龚茂良《题惠来驿》[12]（P235）

粤南天欲尽，风气迥难持。一日更裘葛，三家杂汉夷。

——[明]吴国伦《高州杂咏》[12]（P328）

“风气迥难持”，即一日气候多变，颇难将息。这个描述是非常真实的。即如笔者写作这篇文章的2009年12月间，早晨的广州，气温只有10℃左右，上身要穿一件T恤，一件羊毛衫，一件棉褛。至11点以后，气温达到16℃左右，就要脱掉棉褛，换上夹克；至下午两三点，气温再升至20度左右，连羊毛衫都要脱掉，只穿T恤和夹克了。许多年轻人在下午这个时候甚至连夹克都不穿了，只穿一件T恤。这不就是“一日更裘葛”的最好证明吗？又如：

海气空蒙日夜浮，山城才雨便成秋。

——[明]汪广洋《登南海驿楼》[12]（P306）

炎方入夏偏多雨，海国逢晴也半阴。

——[清]潘耒《惠来道中》[12]（P373）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广右风气”云：“南人有言曰：‘雨下便寒晴便热，不论春夏与秋冬。’此语尽南方之风气矣……钦阳雨则寒气淅淅袭人，晴则温气勃勃蒸人，阴湿晦冥，一日数变，得顷刻明快，又复阴合。冬月久晴，不离葛衣纨扇；夏月苦雨，急须袭被重裘。大抵早温、昼热、晚凉、夜寒，一日而四时之气备。”[10]（P149）说的是钦州，其实概括了岭南气候的基本特点。

（四）与气候密切相关的生活习性

岭南炎热、蒸湿的气候环境，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健康状况、气质、观念、情趣、风俗习惯等等，仅以生活习性而言，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饮食、服饰、居住、出行等各个方面。这些生活习性在文学作品中也多有反映。这里只讲其中的两种。

1，赤足

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日三四迁，处处售虾鱼。

青裙脚不袜，臭味猿与狙。孰云风土恶？白州生绿珠。

——[宋]秦观《海康书事》[12]（P168）

“臭味猿与狙”，是说附近各处来海康（今湛江雷州）卖鱼虾的女子，都同气相求，如猿与狙之同类。而“脚不袜”，即光脚不穿鞋袜，此即气候炎热、蒸湿所致。但是不能说她们不美，例如在白州（广西玉林市博白县），还出了绿珠这样的大美人呢！

溪边赤足多蛮女，门外青帘尽酒家。

——[宋]李光《丙寅元日偶出，见桃李已离披，海南风土之异，不无感叹。独追维三伏中荔枝之胜，又江浙所不及也。因并见于诗》[12]（P219）

蛮女科头足踏尘，丈夫偏裹越罗巾。无分晴雨穿高屐，岂是风流学晋人？

——[清]徐干学《潮州杂兴》[12]（P360）

“足踏尘”，就是不穿鞋袜。“屐”，就是木屐，状似拖鞋，前后着地，中间略凹。女人“足踏尘”与男人“穿高屐”，都是由于气候炎热、蒸湿所致。在今天的岭南，“足踏尘”的女人与“穿高屐”的男人是难以看到了，但是穿拖鞋的女人和男人则比比皆是。许多人出门时穿皮鞋，进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皮鞋脱掉，换上拖鞋；许多人回到家里，甚至连拖鞋也不穿了，干脆赤足。

2，嚼槟榔

寂寂孤村竹映沙，槟榔迎客当煎茶。

——[宋]陈与义《又和大光》[12]（P212）

新插芭蕉一两丛，女墙多种木芙蓉。朱唇轻染胭脂色，爱嚼槟榔玉齿红。

——[明]宋征璧《潮州竹枝词》[12]（P346）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槟榔”云：“粤人最重槟榔，以为礼果，款客必先擎进。”又云：槟榔“入口则甘浆洋溢，香气熏蒸。在寒而暖，方醉而醒。既红潮以晕颊，亦珠汗而微滋。真可以洗炎天之烟瘴，除远道之饥渴。虽有朱樱、紫栗，无可尚之矣。……予尝有《竹枝词》云：‘日食槟榔口不空，南人口让北人红。灰多叶少如相等，管取胭脂个个同。’”[11]（P629）

何为“灰多叶少”？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食槟榔”云：灰即蚬灰，叶即蒌叶。周氏云：“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惟以槟榔为礼……唯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询之于人，何为酷嗜如此？答曰：辟瘴、下气、消食。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10]（P235—236）

可见岭南人的酷嗜槟榔，首要的目的即在于“辟瘴”，在于“洗炎天之烟瘴”，也是气候的炎热、蒸湿所致。

三，也不伤春，也不悲秋

——岭南气候对作家个体生命意识的影响

伤春和悲秋，是由春天和秋天的特定物候，例如花开花谢、草长莺飞、落叶飘零、鸿归燕至等等，所引发的两种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令人伤感和悲戚的情绪。人们由自然界的物候的变迁，想到自己的生命状况，想到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命运，例如青春消磨、年华老去、人生苦短、来日无多，或者去国怀乡、衔冤负屈、坎坷沉沦、怀才不遇等等，从而对自然、对人生、对历史、对现实，发出种种沉吟或浩叹。这是中国作家（尤其是古代作家）的两种最为普遍、最为典型的情绪体验，也是中国文学中的两个最基本的主题类型。

判断一个作品是不是伤春或悲秋之作，不是看它所抒发的情感，而是看它所描写的景物。因为类似青春消磨、年华老去、人生苦短、来日无多，或者去国怀乡、衔冤负屈、坎坷沉沦、怀才不遇等等情感，也经常在别的主题类型的作品如咏物、咏史、怀古、怀人、思乡、游仙之作中出现。伤春、悲秋之所以成为两个特别的主题类型，就是因为上述这些情感，是带有季节性的，是由春天或秋天的特定的景物所触发的。

景物包罗万象，并不是所有的景物都是物候。所谓物候，如上所述，是指“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竺可桢语）。只有那些受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才叫物候。包括植物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它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以及气象水文现象（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物候现象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它的周期性，一是它的地域性。在岭南这个“四时皆似夏”、“季相”不明显的地方，能够引起作家的伤春和悲秋之感的物候，原是很少很少的。

由于“季相”不明显，缺乏相应的能够触发作家的伤春和悲秋之感的物候，所以就难以产生真正的伤春和悲秋的作品。这是岭南文学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这个特点，过去没有人发现过。

文学史上许多内地作家，由于种种原因被流放、贬谪、迁徙到岭南，虽不乏去国怀乡之感，却鲜有伤春悲秋之作。不是他们的内心里没有伤悲，而是岭南这个地方，“四时皆似夏”，季节不分明，“季相”不明显，春花不谢，秋叶不凋，春无来燕，秋无归鸿，没有相应的物候触发他们的春怀和秋思。换句话说，触动他们的去国怀乡、衔冤抱屈、坎坷沉沦、怀才不遇之感的，并不是内地常见的春花秋叶、春鸟秋虫等等物候，而是别的景物，或者人事，是这些景物或人事，触发了他们对岭南这个流放、贬谪、迁徙之地的陌生感、疏离感，甚至是恐惧感，进而引起了他们的伤悲。例如：

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

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

——[唐]杜审言《旅寓安南》[12]（P23）

在岭南这个地方，仲冬仍结果，正月即开花，深秋时节竟然还有雷声，没有内地常见的春之落花与秋之落叶。而他的“客思”，即去国怀乡之情，也不是因为花谢、叶落而引起的，而是因为对岭南风物的一种整体的陌生感引起的。再如：

地湿烟尝起，山青雨半来。冬花采卢桔，夏果摘杨梅。

迹类虞翻枉，人非贾谊才。归心不可度，白发重相催。

——[唐]宋之问《登粤王台》[12]（P27）

这里只写了“冬花”和“夏果”，没有涉及春花和秋叶，触发他的“归心”的，不是春秋两季的物候，而是冬景和夏景，以及虞翻被谪、贾谊蒙冤这两件“人事”。又如：

端州江口连云处，始信哀猿伤客心。

——[唐]李绅《闻猿》[12]（P67）

“伤客心”的媒介，或者触发物，是“猿”的鸣叫，而“猿”的鸣叫是不具周期性、不具季节性的，不是春天或秋天的物候现象。

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唐]李德裕《贬崖州司户道中》[12]（P81）

据《岭南异物志》：“岭南红槿，自正月迄十二月常开。”[13]（P241）“红槿”的开谢与“越鸟”的啼叫，都是不具周期性的、不具季节性的，都不是春天或秋天的物候现象。

内地作家在内地，尤多伤春悲秋之作，在岭南则几乎没有；岭南作家在内地，也不乏伤春悲秋之作，然而一回到岭南，就很难再有了。例如：

戍晚栖乌乱，城秋班马哀。茫茫王霸业，抚剑独徘徊。

——[清]屈大均《登潼关怀远楼》[8]（P356）

西望云州但夕阳，汉家何处有金汤？三年马首迷春草，八月龙沙怨早霜。梦逐黄河穿塞尽，愁随秋雁入关长。平生壮志成萧瑟，空复哀歌吊战场。

——[清]屈大均《望云州》[8]（P364）

秋林无静时，落叶鸟频惊。一夜疑风雨，不知山月生。

松门开积翠，潭水入空明。渐觉天鸡晓，披衣念远征。

——[清]屈大均《摄山秋夕作》[8]（P352）

潼关在陕西，云州即今山西大同，摄山即栖霞山，在南京。以上三首诗，都是屈大均的作品。屈大均是“岭南三大家”之一，在明末清初的中国诗坛影响很大。为了寻求反清复明，他曾经四处奔走，到过许多地方。他对内地的气候变化是很敏感的，无论是在西北的潼关、北方的大同，还是长江流域的南京，他都有悲秋和伤春之作。他的词，如《浣溪沙·血洒春山尽作花》、《一落索·杜宇催春从汝》、《梦江南·悲落叶》，也都是很好的伤春悲秋之作，也都写于内地。可是一旦回到岭南，他似乎就失去了对气候的敏感，既不悲秋，也不伤春了。例如：

翠微春更湿，烟雨欲无山。白鹭一溪影，桃花何处湾？

渔村疏竹外，古渡夕阳间。田父不相识，相随谷口还。

——[明]屈大均《江皋》[8]（P377）

这是典型的岭南春景。闲淡幽雅，连一点伤春的影子都没有。

黄培芳也是如此。在北方就悲秋，到了岭南就不悲秋了。例如：

三辅扼雄关，苍茫秋色间。风高碣石馆，日落蓟门间。

塞马平原牧，居人古柳环。寒衣刀尺急，词客几时还？

——[清]黄培芳《燕郊秋望》[8]（P602）

这是诗人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北京太学读书时的作品。是一首很成功的悲秋之作。及至第二年（1820），他回到岭南，就不再悲秋了：

气候南来暖渐舒，重裘尽卸薄绵初。江流碧玉山如黛，爱听乡音唤卖鱼。

——[清]黄培芳《过清远》[8]（P603）

有客轻舟云水边，空蒙载入蔚蓝天。珊瑚逐影春流乱，十里清溪放木棉。

——[清]黄培芳《金溪即目》[8]（P600）

黄培芳在清代的岭南诗坛颇有地位。论者谓其“诗格高浑，有山水清音。”黄乔松《香石诗钞题辞》更谓其“不仅作诗人，而诗兼众妙”，“如秋菘春韭，味出自然，要皆和平中正之音，而以清真为主。”他的这两首诗，确实当得起一个“清”字，但绝对没有“悲”或“伤”的色彩。

不仅仅是屈大均和黄培芳，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岭南作家，大凡写在岭南本地的作品，都没有伤春或悲秋的色彩。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我们先看写春景的：

池草不成梦，春眠听雨声。吴蚕朝食叶，汉马夕归营。花径红应满，溪桥绿渐平。南园多酒伴，有约候新晴。

——[明]赵介《听雨》[8]（P136）

这首诗写春雨，但是并不伤感，诗人期待着天晴之后的南园之约，心情还很好。赵介是番禺人，一生未仕，足迹未出岭南。

九十韶光，回头过半，久雨初晴。百草抽芽，垂杨着絮，几处开耕。    撩人蝶蝶莺莺。最叵耐、啼鹃数声。昨日花朝，今朝寒食，明日清明。

——[清]黄子高《柳梢青·寒食日石溪庄作》[17]（P157）

这首词写寒食日的春景，也没有伤春之意，心情很好。黄子高是香山人，只做过广州学海堂学长，没有在外地做过官，一生足迹主要在岭南。

再看写秋景的：

豆花棚外稻花稠，绿野青山一片秋。诗思渺然人独立，夕阳林外看耕牛。

——[清]林伯桐《秋日》[8]（P595）

作品写秋野风物，无任何悲秋之意。此人一直生活在岭南，做过广州学海堂学长和德庆州学正，没有在外地为学为做的经历。

一棹三山十余里，三更将入二更初。零烟漠漠秋蒹绿，月色江声闻打鱼。

——[清]李士祯《舟泊三山》[8]（P597）

三山在南海县境，是珠江边的一坐小山。作品写珠江三角洲水乡秋景，清新幽美，亦无半点悲秋之意。

暮蝉不语抱疏桐，寥阔云天少过鸿。凉月一棚星数点，豆花风里听秋虫。

——[近]张维屏《杂忆》[8]（P655）

蝉不语，鸿少过，秋虫的声音不是从衰草里传来的，而是从豆花风里传来的，流露出生命的欢悦。作品虽写了不少秋景，但无悲秋的意思。

伤春和悲秋，体现了作者的生命意识，体现了作者对个体生命的状态、价值和意义的关切，因而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是最能打动读者的所在，因为它以作者对于生命的感悟，唤起了读者对于自身生命的自觉。

人，只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人的生老病死，无不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就像大自然的花、草、虫、鸟一样，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俗话讲：“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人由于世俗事务的种种牵缠，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而自然界的花开花谢，草长草枯，雁去燕来等等物候现象，无疑是对人的一种友善的提醒。它们让人知道：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那么人就应该在有限的人生，让自己的生命更充实，更快乐，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作家们正是以自己的敏感，发现了物候的变迁，捕捉到了自然界生老病死的信息，然后把这一切和自己当下的生命状态联系起来，形诸文字，发为吟咏，既警醒自己，也警醒读者。这就是伤春、悲秋之作的生成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四时物候对于作家的意义，伤春悲秋之作对于读者的意义，可谓大矣。

岭南这个地方，四季常青，三冬不雪，这是大自然对生于兹、长于兹、死于兹的岭南人的一种恩惠。值得注意的是：大自然在给予岭南人恩惠的时候，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岭南人的感觉，使岭南人陶醉于四季常青的环境，往往忽略了生命本身在静悄悄地流逝。岭南人眼前所见的，永远是鲜花，永远是绿色，这就容易让岭南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一直生活在春天里。其实大自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春、夏、秋、冬的运程，从来就没有改变过生、老、病、死的节律。只是岭南人未能通过气候的四时变化来领略春、夏、秋、冬的全部内涵，未能通过物候的周期性变迁来感受生、老、病、死的全部意义而已。岭南人在不知不觉中变老。

岭南的文学，尤其是岭南本地作家在岭南本地创作的文学，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伤春和悲秋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这样的文学确实能给人一种清淡的美感；另一方面，这样的文学由于缺乏应有的生命意识，也未免给人一种平淡的感觉。就像我们熟悉的粤菜那样，清新，鲜嫩，爽滑，平和，但是不够刺激。

不能否认，岭南的文学，除了清淡的风格，还有雄直的风格，除了平和的一面，还有慷慨悲歌的一面。但是，它的雄直，它的慷慨悲歌，往往是在异族入侵、国势岌岌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例如宋、元易代之际，明、清易代之际，以及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在岭南的文学中，就出现了许多雄直的、慷慨悲歌的作品。但是，这一类的作品所抒写的，大多是政治上的兴亡之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诉求，是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或者家园意识，社会意识，很少涉及到个体的生命意识。而在政局稳定，或者外患平息之后，雄直的风格就被清淡的风格所替代。诚然，清淡的风格与生命意识的表达并不矛盾，问题是，生命意识的表达，需要有相关的物候现象的触发，而岭南的文学，缺乏的就是一些可以触发作者的生命意识的物候。所以从总的方面来看，岭南文学的生命意识，同内地文学相比，还是有些欠缺的。

缺乏生命意识的文学，给人的感觉就是平平淡淡，不够敏锐，不够深刻，不够厚重，缺乏一种触及灵魂、发人深省的力度。这是岭南文学的宿命，是特殊的气候条件造成的，与作家的学力、才气和智慧无关。好在岭南文学还有它雄直的一面，而这雄直，甚至是内地许多地方的文学所不及的，可以弥补它在生命意识方面的缺憾。

余论

最后有一个问题需要做点说明。明清时期，是中国气候史上的“小冰期”。从1537年至1893年，岭南地区经历了6个冷冬年段，分别为：1537—1549，1614—1619，1682—1690，1757—1763，1830—1836，1887—1893。由于气候变冷，在岭南人写于岭南本地的作品中，也曾出现过霜、雪这种物候，但为数极少；由于气候变冷，在岭南人写于岭南本地的作品中，也曾出现过若干伤春、悲秋之作，但其悲伤意绪并不浓厚，远远不能和那些写于内地的同类作品相比。这是因为：第一，在明清“小冰期”，岭南的气候在全国来讲，仍然是最暖和的；在长达356年的漫长岁月里，岭南只经历过6个冷冬年段，加起来也不过43年，而“四时皆似夏”、高温多雨，四季常青，仍然是其主要的气候（物候）特点。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风候”云：“广州风候，大抵三冬多暖，至春初乃有数日极寒。冬间寒不过二三日复暖。暖者岭南之常，寒乃其变。”[11]（P13）说的是广州，其实代表了岭南。第二，岭南本地的文学向来缺乏伤春、悲秋的作品，没有形成这个传统，所以即使遇到气候偶尔变冷的日子，也难以形成一个伤春、悲秋的氛围和心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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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南国人文学刊》2011年第2期（澳门大学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