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６月１日发表了梅新林教授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一文，他从新的视角提出了观察、比较、研究文学现象的新方法，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今天发表的三篇文章均是对梅新林文章的回应，有赞同有商榷，共同关注着文学地理学的定位与发展。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专家关注这一问题，并为提高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水平贡献智慧。    ——编 者

学科意识的自觉与学科建立的条件

王水照

从地域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研究，或者说对中国文学进行地理学的研究，是中国文学学科发展的自身需求，也是学术界的共识，并已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梅新林教授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一文，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课题，并就学科意义、理论创新、体系建构诸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和富有启发性的阐释，把以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散见论述，提到“学科建设”的高度，表现了学科意识的自觉，从而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和共鸣，是令人感奋之举。

学科意识的自觉与否对学术的发展和创新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学术领域，均与其学科意识的日趋自觉息息相关，当今各高校都把学科建设置于各项工作的首位，自是抓住了要害。例如我国词学学科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离不开从上世纪初以来一批硕儒前贤的建树。夏承焘对词学专题和词人年谱之学等的开拓，唐圭璋对词学文献的基础性建设，均功不可没，但我特别想提到龙榆生。读他当年主编的《词学季刊》，他几乎每期都能从建设现代词学学科的角度，提出重要而中肯的意见，示来者以规则，开研究之路径，经过词学界的长期努力，终于建立起一门独立而成熟的词学学科。龙榆生的贡献应在词学史上特书一笔。梅新林教授的《导论》同样表现了这种可贵的学科建设意识，虽然尚处于发凡起例的草创阶段，其学术创新的勇气是十分可贵而有意义的。

《导论》的不少论点颇具启发性。作者提出，关注作家籍贯地理、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传播地理四个层序时，要特别关注“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也就是说，有两种“地理”，一是作为空间形态的实体地理，一是由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后所积淀，升华的精神性“地理”。这一见解，深化了“人”与“地”关系的认识。例如欧阳修占籍江西庐陵，但生于四川，长于随州，以后宦游各地，一生中仅因葬母回江西一次，因而“庐陵”对他的影响不算深刻。倒是他的初仕地洛阳，对他一生的思想与文学创作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对洛阳盛游的追思、对洛阳花（牡丹）的吟咏成为他诗词创作长盛不衰的主题，对洛阳一批友人的悼亡文字，是他“六一风神”散文主体风格的最初体现，嵩山之游对石刻的强烈兴趣，成为他从事《集古录》编著的最初契机；而更为重要的，洛阳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理名词，而是他的一个永不消褪的记忆场景，是他人生感悟的一种象征与符号。他可能再次回到洛阳，但永远回不到他心目中的那个精神性的洛阳，他对洛阳当年豪迈欢乐的体悟与盛衰变幻的怅惘感受，已不能再遇。欧阳修的这个“第二个洛阳”很值得再作深入研究。从他的例子也可以说明，对于具体作家而言，上述四个层序的作用力并不是平衡的。

《导论》把中国文学地理学，定性为“新兴交叉学科或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审慎而具开放性。这里似乎有三个关键词：研究方法、交叉学科、独立学科，三者又形成循序发展的趋向。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有它自身的目的、要求、对象和方法，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排他性。如中国词学学科，依照有的学者的概括是：“词学作为一种独立的专门之学，属于文学研究范围，但又与音乐、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相互交叉。研究范围包括词的起源、词的体制、词与音乐、词调、词律、以及词人行实、词籍版本、词学理论、词派、词史等诸多方面，构成一个内容广泛、复杂而又严密的学术体系”（马兴荣等《中国词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能形成这样的学科认识，如前所述，是几代词学研究者长期努力的结果。任何独立学科的真正建立，概莫例外。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作了“发展方向”、“成长为”这些“将来式”的规定，我以为是实事求是的。

独立学科的建立是长期的目标，当务之急是依据文学和地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或视角，开掘出一批有学术生长点的有关专题，进行扎实而有成效的研究，为学科建设提供多方面的支撑。例如宋代二年一次的全国性的“省试”，成为各地人才大流动、大交融的盛会，来京的举子“待京师者恒六七千人”，“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宋史·选举志》）。人数几近万人、居京时间自秋至春长达半年，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不同地域文化色彩、消息量密集的特殊文化圈，是值得作专题分析的。又如清代词学的重镇，大致分布于环太湖流域，浙西词派、常州词派、阳羡词派产生于此，这一地区的许多世代相传的文学世家，犹如繁星丽天，占领了词学的天空。严迪昌先生久已注意及此，惜哲人其萎，责在后人了。这个“词学——地域——家族”相结合的研究课题，极为诱人，相信会对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学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独立学科的建立虽是长期目标，并不是说可以削弱或取消对学科整体框架、学科理论原理、学科研究方法等的宏观研究；恰恰相反，必须继续展开讨论与争鸣，以引导学术的正确发展。然而，在考察文学与地理这一特殊关系时，必须把握适当的度，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地理对于文学的影响“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论及“历史的地理基础”，他一方面肯定“自然”“地理”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但又指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１年版）“自然”、“地理”对于人类精神、精神产品的巨大作用，黑格尔作了充分肯定，但又坚决摒弃地理决定论倾向。他的这一基本观点，至今看来仍是十分精辟的。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在作家的地域分布和作品的地域流动上，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但是中国长期是个统一的国家，遵奉的思想原则又基本一致，尤为重要的是使用同一的汉语言文字这一文学表达工具，因而能否从地域特征的基础上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某地域文学”或“某地域文学区”，还是需要再加斟酌的。我个人的感觉是：“大体似有，定体则无”，处于疑似之间。试看《诗经》与《楚辞》，原是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的两种代表，但在秦统一以后的发展中，日益为各地区作家所共同接受与学习，“诗”“骚”成为中国的诗歌的最初源头。《楚辞》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地域性的荆楚文学，《诗经》更没有这种可能，它已上升为全民族文学共同尊奉的“经”了。

文学家地理：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原点

余　意

2006年6月1日《文艺报》刊发了梅新林教授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一文。文章从学科意义、理论创新、体系建构方面对“中国文学地理学”作了充分表述，提出了一系列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创见。笔者认为，该文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了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学的宏观认识，独出心裁地将影响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关键要素组合形态描述成哑铃结构，并以“静态的、平面的、单向的”文学家的籍贯分布作为“整个文学地理的基础和起点”，“与此相对应的区系轮动则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而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这三个中间环节“相当于‘动脉’、‘心脏’、‘灵魂’的功能与作用”。将中国文学发展置身于有意义的地理空间中，并以动态的眼光进行考量，这对于打破以前文学研究中单一、静态、平面的研究思路无疑具有启示性。

建立文学地理学最为原点的术语首先是文学家地理。而梅教授虽然鲜明地提出：“文学地理的核心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但限于文章篇幅，没有展开论述，以致淹没了文学家地理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核心位置。今特拈出，以明文学家地理在文学地理学研究格局中心地位，笔者认为整个文学地理学必须围绕着文学家地理展开。

文学地理学是文学与地理学的融合，或者说文学研究采取地理学的视角，但文学与地理学终究是不同的两个学科，它们怎么融合或融合的中介在什么地方应是学科定位的应有之义。地理学研究的是人地关系；而文学是人学，是文学家创作出来并以之关注人的一门艺术。地理学研究的是人地关系互文性，是实在世界中的人与地相互影响系统；而文学遵从艺术真实，讲求虚化，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处于有联系的二分状态。现实世界进入文学世界的中介无疑是作家。笔者认为，文学与地理学能够融合的中介点在文学家。文学家处于人地关系、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中途，因为有了文学家，现实地理与文学地理联系起来。因此文学家与地理之间构成的关系可以称之为文学家地理，考察文学家与地理之间形成的某种关系才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起点。

文学家地理是一自足的，既是静态、又是动态的系统。正是文学家地理系统的成立，才可能存在文学作品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文学家作为单独的个体，他们不可能拥有整个地理空间，他只能来自一定区域。区域是地理空间的整体性切分，区域与区域之间存在着文化、精神气候的差异性。区域内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则是形成文学家特别气质的源泉。独特的区域景观的出现会影响文人生态。区域景观，有自然景观、政治景观、经济景观、文化景观等，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家，可能受到不同地理区域的影响。在中国文学的早期，文学家受到自然区域影响。政治动荡，如南北分裂的历史时期，文学家受政治划分地理的影响。明清时期，苏州以及江南人文鼎盛，受经济地理景观的影响较深。关于文化地理，在国家大一统，交通资讯不发达的古代，每个地区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独特的文化区域。就自然来说，大江大河、高山崇岭的阻隔往往能成为文化各自独立发展的契机，考察以文学，如长江区域中三种文学形态巴蜀文学、荆楚文学、吴越文学具有相似的一面；政治在地理中往往能够发展的成为地缘政治，由此形成地缘人文景观，如帝都文学景观等；经济发展形成了诸多代表经济发展的城市、乡镇，附着城市、乡镇而生存着一种文学家，洋溢着一股市民气息；文化地理则多以某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出现，而这传统是在长期的人地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非像环境决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文学家完全由地理塑造，其实有时文学家对地理环境会形成正选择和反选择。文学家地理中地理必须落实到区域中才会产生研究意义，才会寻找到文学家和地理之间的特殊关系。

首先我们看文学家地理的静态方面，文学家的籍贯或占籍毫无疑问是属于静态的文学家地理范畴。籍贯有时作占籍，但微有不同。籍贯多与祖上相关，有时与文学家的出生成长地重合；占籍指离开原来的祖居地，入别籍定居。考察文学家的籍贯与占籍，从个体来说，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到文学家最初的文学气质的形成。因此，文学家实际的占籍或籍贯与文学家自己认定的籍贯之间往往是有差距的，正是有差距的地理空间宣示了文学家的精神追求。从群体来说，以文学家的籍贯来统计产生的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历时性的文学风气的地域变化或共时性文学风气的版图布局。就历时性而言，文学家籍贯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文学风气随着时间推移产生的空间移动，这种空间移动直观地展示了文学的发展变化，由于在时间中着重加入了空间的考量，历史的场景变得更加生动、活泼。文学家的籍贯是静态的，我们可以绘制出某一时期的文学地图，但另一方面通过时空并置的方式，文学区域空间流动起来，实现了动态的观照。

文学家是流动的，在中国文学里，只有先秦时代的文学家才只会受到一个区域地理的影响。在此要说明的是，古代文学家的流动在后来是常态，正如此造成了区域之间文学信息的交流，甚或形成文学从势能高的区域向势能低的区域流动。每个区域有独特的文学气质，区域外文学家进入，鲜不受到此区域文化的影响。文学家地理的第二层意义是文学家的区域流动，接受不同地理文化的熏陶并产生共鸣，事实上为文学家多种文学风格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文学家地理的第三层意义是文学家的心理地理。中国古代朝代更迭频繁，古战场、古都城往往作为历史地理资源进入文学家的文学基因。文学家的心理地理多指向过去，往带有文学家的虚拟。虚拟历史地理，无非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慨今怀古的安魂香。此点是古代文学家地理的共性。

文学家地理中文学家和地理之间形成两种关系，其一是文学家和深入其中的现实地理之间的关系，其二是文学家和历史地理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现实的还是历史的，文学家均和地理之间构成审美关系，只不过与现实地理构成的关系有时会形成拒斥态势，而历史性地理往往因时间的距离而产生美感。考察文学家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深化文学家主体、文学作品与地理空间之间的认识，也可以丰富共时性、历时性的文学地理变迁，因此文学家地理应当成为文学地理学的原点概念。

一个鲜活的理论观照域

张 晶

“文学地理学”的提出，为古代文学研究的资源的再生展示了颇具活力的前景，也初具了操作场面的思维模型。杨义先生近年来所作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思考，为这种路向提供了先导性的实例；而近日读到梅新林教授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一文，觉得其有关文学地理学的学理性建构更为成熟，也更为系统化了。梅先生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作了这样的概括：“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对于这样的定位，我在原则上是赞成的，也是予以积极的回应的。梅先生还在文章中提出“文学地理学”在学理上的几个核心要素：１、文学地理学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２、文学地理学并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有机的交融；３、文学地理学之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本位；４、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是为文学提供空间定位，其重心落点在文学空间形态研究；５、文学地理学既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可以发展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这些观点，都是梅先生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学理要义，它必然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乃至争论。而此文对于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价值，将会经过时间的检验之后得以突显。

我更为看重的是“文学地理学”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开拓性意义。古代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确乎是一个值得我们在观念和方法上作出新的选择的问题。对一个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文献功底和学术规范其实是不必讨论的问题，或者说是能进入这个场域的最起码的条件。我们不主张在学术研究上取巧，“研究视角”并不能代替一切， 说明一切。但是，对于古代文学这样一个已然被研究者太多地发掘和正在大面积“重耕”的场域，其后续研究的生命力和资源都显得有些枯萎。因此，新的研究理念和观照域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就成为突破的关键了。文学地理学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我更为在意的是，梅先生所说的文学地理学“重心落点在文学空间形态研究”这个观点，引申而言，我以为文学地理学应该更多地关注空间的美学价值。地域差异所形成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作家气质的个性，这是以往的一些著名学者都已注意到的问题，我们将其理性化上升，当然是文学地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我以为，当代西方思想界的空间研究理论会给我们更多观念上乃至研究思路上的冲击，使我们可以在这个论域中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列斐伏尔、大卫·哈维、詹姆逊和爱德华·索亚等西方学者关于空间的研究成果，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他山之石”的，但他们对空间的认识更多的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我们则要将其集中在文学的或者美学的视角来阐释我们的研究对象。

列斐伏尔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将空间作为最基本的模式加以阐扬的，在当代的社会生产关系中，他提出“空间的生产”来取代“空间中的生产”。他指出：“生产空间”（toproduce space）是令人惊异的说法：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上与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社会产物与作用价值》，见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列斐伏尔的理论背景与中国古代文学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他将空间作为社会存在的本体，则不能不给我们以切实的启示。显然，列斐伏尔是从人文地理学而非一般的哲学或几何学的意义上来建构其空间本体论的。他的名言是：“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这就使我们对文学中的空间描写有了美学的观照可能。爱德华·索亚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将“空间”涵义作了大大的拓展。“第三空间”相对于“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而言，“第一空间”指空间的物质特性，“第二空间”则是指主体以空间形式在观念形态中所作的构形，而第三空间超越于这种二元的思维方式，而使“空间”的概念有着更丰富的包容性、差异性和开放性，或者说是将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形成为一种“三维辩证法”。索亚说道：“我将‘第三空间’界定为理解和行为的一种他者方法，目的在于改变人类生活的空间性，它是一种独特的批判性空间意识，正可适应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重新平衡之三维辩证法中体现新范域、新意义。”（《第三空间》中译本２１页，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三空间”意味着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生产”出异质的、包含复杂意蕴的空间表象。

我们在阐释古代文学作品时，以这种“第三空间”的视角来进行观照，对于其中一些有关空间表象的描写，可以作出新的理解。以古典诗词为例，诗人在作品中所创造的的空间表象，既有物理的空间作为依据，又以心理上的空间为构成其关系的框架，而呈现在作品中的空间表象则是超越了这二者的“第三空间”，它才是最具有审美价值的空间。

文学地理学对于当代的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具有新鲜活力的理论观照域，其内在的生长点恐怕还是在作品的空间形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