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自从几年前调来广州，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写几篇反映广州生活的短篇小说，写一写广州的市井风情。为此，我还专门到荔湾区的一个街道办事处当了一年副主任（不是实职，叫挂职）。应该说，这一年过得蛮有意思。认识了很多人，见识了很多事，同时基本摸清了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程序。

荔湾是广州的老城区，广州人称西关，旧时也叫西园。自清末以来，这里一直是商贾云集之地，很多人在这里发了财。在广州人眼里，西关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地方，许多事情都值得一说。尤可称道的是“西关小姐”。这些当年富商家里的“千金”，在人们日渐丰富的想象和描绘中，已经有了传说般的感觉。甚至有人专门写书介绍她们的生活情状，连爱吃什么零食都写到了。据说，她们喜穿素色衣裙，梳乌黑乌黑的长辫子，脚穿木屐，腕戴翠玉镯，最爱吃糯米糍……住便住在“西关大屋”。

大屋就是富商们的宅第，一般二至三层，正面开门。屋门多为三件套，包括脚门、趟栊和大门。趟栊很像现在的铁闸门，不过是用圆木做的（圆木杯口粗细），两端再用方木固定，就像放倒的栅栏。大屋内部十分宽敞，地上铺着“大阶砖”。可以想象，当年的西关小姐们，嫩白的脚上穿着光洁的木屐，“咯嗒咯嗒”地走在上面，样子定会十分好看。

史料记载，最盛时期，西关大屋一度多达八百多间。现在没有那么多了，只剩了几十间。这几十间大屋分散在西关的许多地方。只有一处比较集中，就是耀华大街。

挂职期间，我认识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认识了一个老人，用广东话讲，是一位阿婆。

阿婆就住在耀华大街；此外，她还是一个住西关大屋的人。

她的名字叫黎芝。

2

我第一次见到黎芝是那年六月。那天是星期五，上午下了一场雨，雨很大，也很急，不过下午就停了，还出了太阳。在阳光的蒸腾下，空气中充满了水汽，处处都湿漉漉的。

那天下午，街道办事处的小孙要到下面的社区布置工作，因知道我爱到街上转悠，就专门过来找我，问我去不去。“好啊好啊，我去……”我马上说。小孙是个女青年，中山大学毕业的，皮肤很白皙，是个热心人。我们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地走过来，最后来到了耀华大街。

虽然被称作“大街”，耀华大街实际并不大，甚至还很小，最长不过二百米，而且窄窄的，只有四五米宽。街面铺着一长块一长块暗红色的麻石。街两边就是那些保留下来的大屋，有的紧邻着街道，有的则辟有小小的院落，院落有围墙，有的种着花树。另外，这条街是一条背街，远离马路，况且人很少。此前我来过这里几次，每次都很少见人，有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不知什么缘故。

一走进街口，我就看见了一位阿婆。当时，她正站在一幢有院落的大屋的院外，身上穿着一套白地儿素花的衫裤，脚穿一双塑料拖鞋，双手垂在身体的两侧，大概是听见了我们的脚步声，便向我们转过脸来，并对我们笑了笑。阿婆很清瘦，身材要比大多数广州女人高，头上留着齐耳朵的短发，远远看去，白头发很多，黑头发很少。阿婆的笑很友善，也很谦和。她的笑非常动人。我们也向她笑了笑，然后便进了社区的办公室。

等我们谈完事情出来时，阿婆已经不在街上了。这让我有点失望。待仔细一看，才发现她已经回到院子里，正在用一把长柄的笤帚扫那些被雨打落的树叶。我示意小孙过去看看。我们过去后，阿婆停下手里的事，又朝我们笑了笑。因为离得近，这时可以看清她的面貌了。还有她那双眼睛。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那双眼睛是那么清澈，没有一点儿老年人的浑浊。不仅如此，那双眼睛还那么沉静，那么质朴，没有一丁点儿“火气”。毋庸讳言，我们肯定都见过那种内心芜杂，愤愤不平，被各种愿望或者欲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眼睛。阿婆的眼睛肯定和他们不同。这么说吧，通过阿婆的眼睛，我看到了一种别样的人生。此外——不妨实说——在看到阿婆的眼睛时，我不由想起了我的母亲，而且是瞬间就想起来的。

“您认识我们吗？阿婆……”片刻，小孙笑着用广东话说。

“认识呀，你是街道的干部，我早见过你的……”阿婆也用广东话说，听上去很爽快，说着把眼睛转向我，“他……我还没见过……”

“这是我们街道的副主任，鲍主任，新来的……”小孙说。

“您好！”我用学来的半通不通的广东话说。

阿婆再次笑了，不过没有笑出声音，而且这次是专门对我笑的，也许是觉得我的广东话讲得有趣吧。

这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到她家去看一看，而且愿望特别强烈。我想看看她的居住环境，了解一下他是怎样生活的。我当时想，或许阿婆就是一个当年的西关小姐呢！若真的如此，岂不是很有意思？

我把我的想法悄悄跟小孙说了，小孙又跟阿婆说了，阿婆听了道：“好啊，来吧来吧。”

阿婆就住在“大屋”的一楼，进门就是她的家。

虽说住的是“大屋”，阿婆的家并不大，看去只有十几个平方（不会超过二十平方）。在靠近院子的一侧，有一扇窗。透过玻璃，可以看见院子里那株花树，以及不远处的长了绿苔的围墙。屋子里的用具也很简单。靠近墙角有一张单人床，铁管做的；挨着床有一只方桌，桌上放着一些杂物，最显眼的是一台屏幕很小的电视；方桌的左边有一个立式的衣柜，颜色很深；床的这一边有一只长木椅，可以坐三至四个人，木椅的前边放了一个茶几，茶几和木椅的颜色也很深。

不管怎么说，这间屋子都太小了。

屋子小虽小，却让人感觉极整洁，所有的东西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衣柜、电视、木椅，都一尘不染，尤其是茶几，简直光可鉴人。

我和小孙坐在木椅上，和阿婆闲聊了一会儿，了解到了一些阿婆的情况。

那以后，我又和小孙来过几次，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聊天儿。

3

阿婆笑说她可不是西关小姐……

阿婆的老家在广东清远，是在乡下。她至今还记得她家的老房子，尤其记得老屋前边的一片水塘，水面上常常飘浮着一层轻烟似的薄雾，冬春两季以及一早一晚儿尤甚。雾气平铺在水面上，且轻轻颤动着，久久不散。

当年，在清远的乡下，除了一些富裕人家，房子一般都很简陋。阿婆的家就属于这一种。门和窗也是最简单的。由于年久，门已经发黑了，门框仿佛被出来进去的身体蹭得出了油。一到夏天，房里就会进来很多蚊子，数以百千计，嗡嗡叫着，让人头皮发麻。几乎每天晚上，家里都要熏蚊子，在堂屋的地上点燃一堆火，再把新割来的艾草压在火上，一时间浓烟滚滚，浓烟汹汹然从门窗溢出来，犹如发生了火灾。

阿婆的父亲租了大户人家的几亩薄田，种稻谷（兼种一点点青菜）。稻谷一部分要交地租，一部分留下来做一家的口粮。在阿婆的记忆里，父亲母亲当时非常辛苦，仿佛一年四季都在劳作，手脚又粗又硬，尤其是脚，因经常赤脚下田，被泥水浸泡得处处开裂，还常常渗出血丝，看了让人心痒。还总是吃不饱饭。一家人都吃不饱饭。她家那时有7口人，除了父母，还有四个孩子加一个奶奶。每到吃饭的时候，7口人围坐在饭桌前，一人捧一只饭碗，谁都不说话，只听到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和慌不迭的吞咽声，直到把饭盆吃得精光，最后还要发出一阵长长短短的叹息。

阿婆是家里的长女，很早就帮家里做事了。开始是帮母亲带孩子。那几个弟弟妹妹，都是她一手带大的。母亲给孩子喂完奶，就往她身边一放，说：“哄他睡觉……”或者说：“抱她到外边耍去……”说完就忙别的去了。她便学母亲的样儿，轻轻地拍打着他们，嘴里哼着什么小调儿，直到把他们哄睡；或者呲牙咧嘴地把他们抱起来，歪歪斜斜地带到一边去。其实，她比他们也大不了几岁。除此，她还要割草兼放鹅。她家每年都要养几只鹅，还要养得肥肥的，好在过年的时候做一道“酸梅鹅”——这是她老家的风俗，过年可以无鱼无肉，却一定不能无鹅（这个风俗有点怪）。

阿婆再大一点儿，就跟着父母下田了，原来她做的事情，便由妹妹们接过去做了。她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排行第三。在所有的孩子中，父亲最疼爱这个弟弟。家里有了好吃的，要先尽着他吃，每年过年，只有他才有新衣裳穿，到了上学的年龄，又把他送进了镇上的学堂。父亲一板一眼地说：“我们黎家，以后就指望他了。你们谁也别眼气，眼气也没用。”姐妹几个看看父亲，看看母亲，看看那个一声不吭的男孩，又互相看了看，最后像几只蹲在树枝上小鸟一样，整齐地点了点头，表示他们明白了。

13岁那年，阿婆的人生有了一个变化。当时，她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广州。有一天，这个亲戚给阿婆的父亲捎来了一个口信，说他那里缺少人手，问父亲能不能帮忙找一个人，还大致说了相关的条件和待遇（主要是工钱）。接到这个口信后，父亲不由动了心思，他觉得这个事很适合阿婆做，一来可以赚到一份工钱，同时又带出去一张吃饭的嘴（一年起码能省几百斤稻谷），可是他又有点儿犹豫，主要是不放心，怎么说也是自己的骨肉，放到那么远的广州，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他会悔恨一生。不过，犹豫来犹豫去，父亲还是将心一横，亲自把阿婆送到了广州。

阿婆知道，父亲的意思是不能违逆的。从老家到广州有一百多里路，那时的交通又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很多路都要步行。阿婆背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看着父亲汗湿的后背，一路上几乎一句话都没说。来到广州以后，父亲看了对方给阿婆安排的住宿的地方，又仔细地问过相关的事情，稍许放了心，便回去了。

阿婆出来送父亲。一直未说话的阿婆，这时不知有多少话要讲。讲她的担忧，讲她的害怕，讲她的无助。她觉得自己的心正在融化，眼看就要化作一摊水了。她就像一只小狗儿，亦步亦趋地跟着父亲。走到巷口时，父亲突然站下了，说：“回去吧，你……”阿婆吓了一跳，眼睛里当即充满了眼泪，用尽所有的心力叫了一声：“爹……”父亲怔了一下，头也不回说：“把工钱都攒下，到时我来拿。”

父亲走了。阿婆的眼泪一下子冲出了眼眶，噼哩啪啦地落在衣襟上。

4

阿婆在广州住下来，一切皆从头开始。

长这么大，她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陌生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物，包括人们穿的衣服，尤其是女人的衣服，被人拉着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带顶蓬的车，还有那种四只轮子的乌光闪闪的小汽车，等等。最初，这些都让她害怕。还有那些街道和弄堂，蜘蛛网似的，一条紧挨一条，那么多！这也让她害怕（主要是怕迷路）。因此她很少或者从不一个人上街，每天老老实实地呆在干活的地方，顶多是闲暇时朝街上张望一会儿。

阿婆干活的地方在西关的杨巷，现在叫杨巷路，就在赫赫有名的下九路旁边。当年，杨巷以经营棉布闻名，被称作布业行市，是一处棉布的集散地，相当于现在的批发市场，当然也兼零售。巷子两边都是卖布的店铺（广州叫档口），一家挨一家。一到开档的时候，整条巷字都摆满了布。有成匹的，便一匝一匝地立在档口旁边，就像捆起来得稻谷。有的打开了，就一叠一叠地摆在柜台上，后一叠还要把前一叠稍稍地压住一点儿。

这些布，绝大部分是从上海那边贩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广州的本地货，不多）。而且，凡是上海来的布，还要特别标注出来。那时上海有几家规模很大的织布厂，名气非常大，货也特别好卖。当时最大众化的布是老黑布和老白布，稍好一点的是蓝丹士林，还有卡其布。当然，最好看的还是那些花布。花布以蓝地儿带碎白花的最多，还有白地儿带碎蓝花的、黄地儿带碎红花的，也有绿地儿带大红花或红地儿带大绿花的（所谓大红大绿），除此，还有水粉、淡紫、鹅黄、品青等各种花色……总之，人一走进巷口，就走进了一个色彩的世界，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

各家档口开档以后，买家陆续来到，不久便会响起撕布的声音，而且会接连不断，一会儿这儿“嗤”的一响，一会儿那儿“嗤”的一响，此起彼伏。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声音是那么美妙，就像有人说的：“裂帛之音，美如天籁。”比如那些布行的老板。

阿婆干活的布店，名叫“远发行”。

阿婆在这里做杂活儿。

做杂活儿就是什么活儿都做。打扫卫生，包括档口的卫生和老板家里的卫生；帮厨房煮饭，从买菜开始，买回来还要摘，还要洗，饭煮好了，还要提着一只竹篮送到档口给柜上的伙计们吃；给老板沏茶，沏茶自然要烧水，一天不知要烧多少壶水……阿婆常常是放下这样就做那样，有时候这样还没做完，那边就在喊她了：“芝子啊……”

所以，阿婆非常忙，简直忙得脚不沾地。当然也累，一天下来，浑身酸痛，尤其是两个小腿肚子，感觉紧梆梆的，还有两个肩膀，感觉直往下坠。累尽管累，她却从不叫苦（她知道，叫也没用），该做什么做什么，不管谁喊她，她都会响脆地答应人家，然后一溜小跑赶过去。本来她就是个聪明孩子，又这么勤快，店里的人都很喜欢她。况且她年纪轻，累虽累点儿，睡一觉就缓过来了。

她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想家。

每天总有那么一会儿，她会觉得心里突然一空，随之一阵尖锐的疼痛，这就是她想家的时候了。这种情况有时候早上出现，有时候晚上出现。有时候，是因为一件从家里带来的什么东西，她无意间看到或触摸到了。有时候，是因为听到了从窗外传进来的什么声音，比方一个人招呼另一个人，妈妈高声招呼孩子。都会让她想家。想奶奶，想母亲，想妹妹，想弟弟，想房子，想房前房后的草，想院子里那棵龙眼树，想村前那片飘着雾气的水塘，恨不得马上就跑回去。如果是晚上，她就会哭，躺在被窝里哭，哭得抽抽噎噎，哭得那么伤心。

她在这里撑下去唯一的理由是赚钱，这是她的精神支柱。赚了钱可以帮父亲养家，可以供弟弟念书。想到这一点，她就不那么伤心了。她牢记父亲的话，把每个月的工钱包在一个花布包里，里面用一块白布，外面用一块黑布，包得紧紧的，放在枕头底下，等父亲来拿。

每隔两三个月，或者三四个月，父亲会来一次。为了省钱，父亲都是当天来当天走，每次都匆匆忙忙，基本是拿上钱就离开，最多坐那么几分钟，不会超过十分钟。这期间，父女俩会说几句话，当然都是极简单的话。父亲多半会问她吃得饱不饱，她说饱，父亲再问她累不累，她说不累。此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偶尔，父亲会讲一些家里的情况，讲讲奶奶，讲讲稻谷的收成，讲讲新买回来的小鹅仔，讲讲念书的弟弟，说他可用功了……

阿婆一年只能回一趟家，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一般是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五这几天。每次回家，她都要哭两次。一次是刚到家的时候，她会和家里人抱在一起哭，这是喜悦的哭，因为她又回家了。一次是临走的时候，她会和弟弟妹妹们抱在一起哭，一边哭一边给他们讲要听大人的话，给弟弟讲一定好好念书。每次回家，她都不想再走了，想留在家里，可是，结果还是离开了。

在阿婆来到广州的第四年，家里发生了一个天大的变故：她父亲得了一场急病，突然去世了。不用说，这件事对阿婆一家的影响非常大，简直就是天塌地陷。父亲下葬那天，母亲几度昏死过去。阿婆、还有弟弟妹妹，也都哭的死去活来，他们都明白，从此以后，他们的日子会更加难过。

安葬了父亲后，阿婆又在家住了几天。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有些事情自然要好好商议一下。甚至连阿婆要不要再去广州也需重新考虑。还有，弟弟要不要继续念书？按弟弟自己的意思，他是不想再念书了，他说我都十四岁了，不能再吃闲饭了，爹死了，我应该做活儿养家了。弟弟说着说着哽咽起来，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眼看着就要流出来。除了母亲，全家人都哭了。大家都知道，弟弟说的是违心话，知道他是想念书的。

那天母亲出奇的冷静，最后，她说出了自己的决定：第一，弟弟继续念书，因为这是父亲的决定，也是父亲的心愿，不可违背。第二，阿婆接着去广州做事，不然家里就没钱供弟弟念书。第三，家里的田由她和两个妹妹来侍弄，侍弄不过来就退还一部分。

听见这话，弟弟马上跪在母亲面前，用力磕了三个头。随即转过身，面向姐姐，同样磕了三个头。

阿婆愣住了……

5

弟弟念书的地方在离家十里的镇上（当地人叫“街上”），是一间官办的学校，学校的门楼上，专门挂了一块刻有国民党党徽的木牌，还刷了颜色，蓝的。因为学生少，规模并不很大，只有十几间房子，学生多半是周围富裕人家的子弟，有些孩子上学还要乘两个人抬的轿子，来到校门口，前边的轿工把轿杆往地下一放，就会从里面滚出来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子，男孩子出了轿门，立刻倒腾着两条短腿奔跑起来，就像一匹小马驹子。

像弟弟这种家境的，不多。

每天早上不等天亮，弟弟就要起来，吃过母亲给他准备的早饭（有时候自己准备），再带上一个午间吃的饭团，马上就离开家门，朝镇上赶去。有时候要一路小跑。这样，无论冬夏，几乎每天都是一身的汗。走进学校后，一边摘下帽子在脸上抹来抹去，一边向遇到的先生行礼致意：“先生早！”有的先生会说：“啊，早。”有的先生则什么也不说，只点点头了事。

那时候，弟弟最怕下雨的天气。一下雨，路会变得泥泞。走起来一跐一滑，会影响走路的速度，有时候还会跌跤。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会“啪嚓”一声，跌翻在泥水里。跌得好痛好痛。衣服也跌脏了。这是最让人难堪的事。有时候，还会遭到同学的嘲笑。特别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公子”，会围着他嘻嘻哈哈地笑。他又羞又气，却无可奈何，只好躲开他们。他一般不和他们发生冲突。

下雨的时候，他经常打赤脚。因广东的雨季长，他打赤脚的时候便多，所以，他的脚总是比同龄的孩子大。

跟大多数孩子不同，弟弟除了上学，还要帮家里做一些事。寒假和暑假不用说了，就是星期天，他也要跟着下田。特别是父亲去世以后。有时候，母亲会说他：“就这么点儿事，一会儿就做完了……你快念书去吧。”他会朝母亲笑笑，说：“没事，在学校就念完了。”假如这一天不用下田，他也会自己找一点儿事情做，比方清理一下院子里的杂物，清理一下鹅栏里面的鹅粪。他大概觉得，不这样做就对不起家里人，更对不起远在广州的姐姐。

自从父亲去世，到阿婆这里拿钱的事就由弟弟来做了。不同的是，他来广州的间隔要比父亲长，一年就来一次，都是赶在放暑假的时候，学校开学之前，因为平常没有时间，还因为开学的时候要交钱。和父亲一样，他也是来去匆匆的。不过，阿婆会留他在这里吃一餐饭。而且总是去肠粉店吃肠粉，很便宜，白白的滑滑的粉皮里卷着一些肉馅，他非常喜欢吃。

有时候，还会给他叫一份蒸虾饺。

当然，阿婆是不吃的。阿婆会坐在相邻的凳子上默默地看着他吃。偶尔，阿婆会伸出一只手，不经意地碰碰他软软的油黑的头发。他心里一动，然后会抬起脸来傻傻地一笑——不知何故，在姐姐面前，他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

等他吃完饭，阿婆会把准备好的钱拿出来，帮他放好，嘱咐他路上小心。然后他就离开姐姐，消失在人群里了。

他走了几步，回头一看，阿婆还在那里看着他。

那时候，阿婆照例还要回家过年的，同时会把钱带回来。因此，寒假他就无需去广州了。

在那一班的学生中，弟弟是最用功的一个，学习成绩也是最好的，每次考试都在前五名之内，多是第一名。每逢学年结束，学校都会给学生发一张考试成绩单。除了考试成绩，上面还有老师用蝇头小楷撰写的评语。有一次，老师的评语居然写着这样的话：“家贫不是罪过，不是耻辱，自古寒门出英才，纨绔子弟豪门出。你要再接再厉，使学业更好，如此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这是一位好老师。

每年的成绩单，弟弟都保管的好好的，等阿婆回家过年时再拿出来，一句一句地念给她听。弟弟显得又兴奋又紧张，脸涨得通红。

有一年过年，弟弟还把阿婆领到学校去了。因是放假期间，学校一片冷清，所有的门都锁着。弟弟让姐姐看了学校的门楼（还有那个“青天白日”的标志），给姐姐念了一遍学校的名字，看了先生们办公的地方，接着穿过空寂的院子，来到弟弟的教室跟前，扒着窗户朝里面看了一会儿，弟弟还指着一张桌子说，我就坐那里，就坐那里。阿婆赞许地点着头。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一间学校，在她的意识里，学校一直是个神圣之地。想到这就是弟弟的学校，她觉得蛮自豪。

从学校回来，弟弟对阿婆说，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要好好念书。

阿婆对弟弟说：“你好好念，念到什么时候姐姐都供你……”

弟弟很争气，小学毕业后又考上了县立初中，而且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的。三年过去，初中毕业。这时弟弟面临一个抉择。在当时，初中已是很高的学历，全县也没有几个人，凭着这个学历，要谋一份职业非常轻松。弟弟非常矛盾，他很想就此打住，谋份差事，这样会减轻家里的负担，甚至可以养家了。可他又心有不甘，觉得这是浪费自己，这就好比一个人有了毒瘾，他有了读书的“瘾”。这其中也有老师的因素，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认为他是好学生，都鼓励他继续读书。

虽然几经反复，弟弟最终还是考上了全县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

阿婆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是1949年。

就在这一年，阿婆做事的“远发行”歇了业。老板把店里的存布折腾一空（好多都是减价处理的），携家去了香港，临走对阿婆说：“时局变了。不知这里还好不好活。我们先去那边躲一下，看看情况再回来。档口你先照看着，反正也没啥东西了。给你留下一些钱，够花一阵子了……”阿婆没说话，点了点头。

老板一去不复返。阿婆等了大半年，老板始终没有音信，留下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当时正好有一家织布厂招工，她就去报了名，还真被招上了，她把布店的门锁好，便到织布厂上班去了。

一直上到退休。

几十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

（当然，这些年也发生了一些事。其中最大的一件，是弟弟考上了大学，那个大学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出国留学。接着回了国，被分配到国家的一所研究院，还当上了副院长。）

（另外一件事，是工厂给阿婆分了一间宿舍，就是她现在住的这间。这房子原是一家富豪的宅第，后来被政府收为公产，政府又分配给织布厂做了宿舍，阿婆有幸分到了其中的一间。）

（还有，这期间，母亲去世了，两个妹妹嫁了人。）

……

6

阿婆一直一个人过日子。

这是阿婆亲口对我和小孙讲的，因此绝不会错。老实说，为了打听这个情况，我还颇费了一番踌躇。此前我一直没往这方面想，只以为阿婆的老伴儿不在了，想问吧，怕引起她的不快，不问吧，心里又总觉得是个事儿。后来我把“矛盾”推给了小孙。记得是在第三次见面的时候，我对小孙说：“怎么不见阿婆的老伴儿？你问一下，他是不是去世了……”

小孙迟疑了一下，大概也觉得不好问，不过最后还问了（小心翼翼的，满脸堆着微笑）。她是用广东话问的，因此，具体怎样问得我并不清楚。待阿婆回答后，她给我“翻译”道：“阿婆说她没结过婚。”

“什么？”我非常吃惊，“怎么会不结婚！为什么？！”

小孙似乎也很意外，又跟阿婆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对我说：“阿婆说，为了养家。还有，为了供弟弟念书……”

我说：“怎么会？结了婚不照样可以养家？”

阿婆声音轻轻地说了几句什么。小孙对我说：“阿婆说，这可不一样，结了婚就是别人家的人了。挣到钱也不能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了……”

我许久没说话。关于这件事，阿婆就说了这么多，再没说别的。她似乎也不想多说。老实说，我深深地受到了震动，同时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居然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生活！而她却是如此的平静。

的确不可思议！

我想到了阿婆的弟弟，让小孙问阿婆：现在，弟弟的情况怎么样？

小孙问了。阿婆沉吟了一下，说了几句什么。小孙告诉我：弟弟已经去世了，就在去年。

哦！

停了片刻，阿婆突然想起了什么，默默走到衣柜跟前，蹲下身子，从里面取出一本影集，拿到我们面前，翻开让我们看。影集已经很旧了，用一块硬纸板做封面，上边印着一个工厂的剪影。影集里有几十张照片。其中有几张是阿婆自己的，有几张是和工友们的合影，大家都穿着工装，还有几张是跟年老的母亲以及两个妹妹照的（妹妹们都带着孩子）。除此，就全部是弟弟的照片了。

通过照片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历史。

弟弟的照片大小不等，颜色也不一样，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弟弟最早的照片是一张一吋像，就是那种“标准像”，看上去十分年轻，想必是当年贴在学生证上的。以后的照片逐渐变大，有二吋的，有四吋的，最大的一张是六吋的。照片上的人数似乎也在逐渐增加，最初是一个人，继而两三个人，然后是一大群人（上面还有题字，那是一张毕业照）。照片的背景也在变化，有的在学校门口，有的在风景名胜，有一张是在天安门广场，还有一张是在国外照的，看去像一个机场。

还有几张他和家人的照片，有夫人，有儿女。一家人有说有笑的，自有一种温馨，而且简直就要溢到照片外边来了。

影集的最后，是一张阿婆和弟弟的合影。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阿婆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头上梳着长及脖颈的短发，短发油黑油黑的，额头的右上方还“别”了一枚说不上什么颜色的发卡，身上穿着一件浅色上衣，领口滚着黑边，脚穿一双圆口黑面布鞋。照片上的阿婆坐在一张椅子上，弟弟笔直地站在阿婆的身后。那时的弟弟也是年轻的，身材很单薄，理了一个偏分式发型，浓浓的眉毛下，是一双清秀的略显不安的眼睛，穿着一双黑皮鞋。

照片是在照相馆照的。照片的一角，印着这家照相馆的名字。

这是这本影集里阿婆和弟弟唯一的一张合影。

据我推测，这张照片应该是弟弟考上大学那年照的。可我还说不准。于是我就想让小孙问一问阿婆，问问这张照片具体是哪一年照的。这时我才发现，阿婆在哭。

阿婆真的在哭！

阿婆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泪水正顺着她布满皱纹的眼角，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看了让人伤心，非常非常伤心……

原载《十月》2009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24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