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因地域而异

中国疆域辽阔，各地所处的纬度和海陆位置不一样，地形也不一样，季风的影响又特别显著，这就使得中国各地的气候环境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例如：从热量来看，中国就有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和高原气候区等六个气候带；从降水量来看，中国又可分为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和干旱区等四种气候类型区。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气候环境像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差异性。

气候的差异性导致物候的差异性。气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和高下差异，导致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和高下差异。正是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和高下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使其呈现出不同的地域色彩。

（1）南北差异

气候的南北差异，主要是由各地所处的纬度差异造成的。中国疆域辽阔，从最南端的曾母暗沙（位于北纬4°附近），到最北端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位于北纬53°多），南北相距约5500多公里，共占纬度49°多。南北距离如此遥远、纬度跨度如此大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就历史时期的疆域来看，虽然各个朝代有所不同，但都可以称得上辽阔。在这个辽阔的疆域内，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是很大的，例如中国吉林省安图县的年平均气温只有-7.3℃度，而西沙群岛的年平均气温却高达26.4℃，南北两地的年平均气温相差33.7℃。历史时期的南北气候差异也大体如此。

气候的南北差异影响到物候的南北差异。当北方的哈尔滨一片冰天雪地的时候，南方的广州仍然是鸟语花香。竺可桢先生讲：“物候是随地而异的现象，南北寒暑不同，同一物候出现的时节可相差很远。”[1]他指出：“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我国疆域辽阔，在唐、宋时代，南北纬度亦相差30余度，物候的差异自然很分明。往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诗人已可辨别这种差异，至于被放逐到南岭以南的柳宗元、苏轼，他们的诗中，更反映出岭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了。”[2]我们先看唐代诗人韩愈、白居易写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市的两首诗：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韩愈《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3]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

——白居易《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4]

杂花生树，曲江水暖，这是唐代长安（今西安）仲春时节的物候。唐代属于5000年来的第三个气候温暖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从8世纪初至9世纪中期，也就是韩愈、张籍、白居易、柳宗元所生活的唐代中期，长安一带甚至可种柑橘，并且能结果实，可见地处暖温带的关中地区，气候是相当温暖湿润的。在韩愈、白居易写作这两首诗的仲春时节，长安的日平均气温在6℃—11℃左右，正是百花盛开的日子。韩愈被曲江池的千树繁花所陶醉，为白居易不能应约前来而遗憾，而白居易则回答说，他的私家园林的红樱树也开花了，他在园子里同样可以绕花而行。

韩愈、张籍、白居易所处的长安是百花盛开，柳宗元所处的柳州就不是这样了。他的《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写到：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

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5]

百花凋谢，榕叶飘零，春半如秋，与韩愈、白居易笔下的长安迥然不同。这是因为柳州地处南岭以南，属于热带气候。由于南岭山脉挡住了北方南下的寒冷气流，使得这里的气候非常温暖，冬季只有30多天，而夏季则长达210多天。又由于地势北高南低，有利于接受从海洋方面吹来的暖湿气流，又使得这里的气候非常湿润。在这个温暖而湿润的地区，通常只有凉季（11月—2月）、暖季（3月—5月）和暑季（6月—10月）之分，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别，或者说，干季和雨季的分别，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别更为突出。柳州的二月正是凉季，雨过花残，榕叶飘零，是这里常见的物候。所谓“四时皆似夏，一雨便是秋”。柳宗元是北方人，他在长安生活了33年。在他过去的经验里，二月是没有叶落花残的物候的，所以当他在柳州初次看到这种物候时，便感到迷惑不解，甚至产生悲秋之意，异地为官的失落、人在旅途的孤独、思念家乡的伤感等等，纷至沓来。

（2）东西差异

气候的东西差异，主要是由气候的大陆性强弱不同造成的。凡是大陆性强的地区，冬季严寒而夏季酷热；凡是大陆性弱的地区，即海洋性气候地区，则冬春较冷，夏秋较热。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为大陆性气候，东部沿海地区则带海洋性气候性质。由于海陆之间受热和散热的快慢不同，夏季有东南季风，冬季有西北季风，这就使得中国东西之间的温差比南北之间还要大。在夏秋两季，东部比西部要热（西冷而东热）；在冬春两季，则东部比西部要冷（西热而东冷）。

气候的东西差异影响到物候的东西差异。[清]刘献廷讲：“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杨如线，较吴下气候约早三四十天”。 [6]长沙府在东经113°，吴下（这里当指作者晚年所居住的江苏吴江）在东经120°60´，两地相差7°60´，按照“霍普金斯定律”来推算，[7]刘献廷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大体上还是符合事实的。在中国文学中，表现东、西物候之差异的作品也是不少的。且看下面一组作品：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黪淡万里凝。……

——[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8]

忆长安，八月时，阙下天高旧仪。

衣冠共颁金镜，犀象对舞丹墀。

更爱终南灞上，可怜秋草碧滋。

——[唐]吕渭《忆长安十二咏》之八[9]

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唐]李白《长干行》[10]

三首诗都是写八月的物候。东经84°的轮台（今属新疆）是北风凌厉，连坚韧的白草都被吹断了，飞雪漫天，俨然一幅冬天的景象；东经109°的长安（西安）天高气爽，仲秋的野草仍然碧绿而滋润，并没有枯黄的感觉；东经119°的江宁（南京）则是暑热未退，蝴蝶飞舞，纯是一幅夏天的景象。虽然三地都处在北纬32°—42°之间，即南、北距离相差不到10个纬度，但是东、西距离却相差25—35个经度，东、西之差异大过南、北之差异。表现在物候上，便一个是冬天，一个是秋天，一个是夏天。

（3）高下差异

气候不仅有南北（纬度）差异，有东西（经度）差异，还有高下（海拔）差异。气温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而逐渐下降，一般每上升200米，气温就降低1℃，有的地区甚至每上升150米，即可下降1℃。这种差异也会在物候上表现出来。“霍普金斯定律”表明：在其它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气温每向上升400英尺（即121.92米），物候就要延迟4天。竺可桢先生指出：“高度相差愈大，则物候时间相离愈远。在长江、黄河流域的纬度上，海拔超过4000米，不但无夏季，而且也无春秋了”。[11]气候与物候的高下（海拔）差异，在中国文学里也有充分表现。请看[唐]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12]

据作者《游大林寺》一文介绍，此诗写于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公元817年4月28日），白氏时任江州司马，而大林寺，就在庐山的香炉峰顶。文章说：“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山高地深，时节绝晩，于时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怳然，若别造一世界者。”[13]山下是孟夏月，山上则如正二月；山下桃花净尽，山上桃花正开。山下与山上俨然两个世界。这是因为大林寺所在的庐山香炉峰顶海拔在1100—1200米左右，平均气温要比山下低5℃，物候也要比山下迟20天左右。[14]可见同一纬度，同一经度，同一时间，如果高度（海拔）不一样，物候就会不一样。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3、因作者气质而异

气候（物候）因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时序而具有不同的表现，文学家写到不同地域、不同时序的气候（物候），就会给文学作品带来不同的风格。这不同的风格又是什么风格呢？实际上就是不同时序的地域风格（例如二月的江南柳和九月的江南柳），或者不同地域的时序风格（例如江南的二月柳与中原的二月柳）。不同地域、不同时序的柳树，在文学作品中确实可以呈现不同的风格。问题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学家，都去写同一地域、同一时序的柳树，会是什么样的风格？会不会出现雷同？如果是这样，那就很糟糕了。

也许有人会说，气候（物候）的地域性和时序性虽然是客观的，但是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却具有主观色彩。确实是这样。不同的文学家对同一地域、同一时序的气候（物候），确实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不同的感受，会导致同一地域、同一时序的气候（物候）在不同的文学家笔下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这样就避免了雷同。问题是，不同的文学家对同一地域、同一时序的气候（物候），有时也会有相同的感受。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这是杜甫在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流落夔州（今重庆奉节）、三峡一带时写的作品。夔州、三峡一带，是战国后期楚国著名文学家宋玉曾经到过的地方，他在这一带写下了《高唐赋》、《神女赋》、《九辩》等一系列作品。如上所述，《九辩》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悲秋之作，这个作品开首即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诗中的“摇落”二字即从《九辩》而来。“草木摇落”作为夔州、三峡一带的秋天物候，同样被两位不同时代的文学家所注意，同样触发了他们的悲秋之感（生命意识），可见不同的文学家对同一地域、同一时序的气候（物候）也会有相同的感受。这样有没有导致作品在风格上的雷同之感呢？实事上也没有。因为两位文学家的气质不一样。

宋玉属于“气馁”（中气虚弱）、“气孱”（气质孱弱）一类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15]”“莫敢直谏”就是“气馁”、“气孱”的表现。杜甫不一样，他属于“气劲”（意气傲岸）、“气雄”（气魄雄健）一类人。他是敢于直谏的。《新唐书·杜甫传》：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杜甫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左拾遗。“时（房）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16]”由于气质不一样，使得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面对同一地域、同一时序的气候（物候），虽然同样产生悲秋之感，但是作品的风格最终不一样。在宋玉的《九辩》中，远行之苦，离别之恨，羁旅之愁，“贫士失职”之不平，可谓纷至沓来，悲不自胜，其风格可以说是悲而近于衰飒、颓丧、绝望。杜甫就不一样。他虽然为宋玉生前的萧条不遇而悲伤，也为自己的萧条不遇而悲伤，但是这悲伤并没到衰飒、颓丧、绝望的地步。相反，他觉得宋玉生前虽然萧条不遇，死后却千古不朽，而当年那个打压、排斥、放逐宋玉的楚襄王，连同他的楚宫，连同他的云雨荒台之梦，早就烟消云散了。于是这悲伤之中，便有了几分刚强和达观的意味。

说到气质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文学家气质的形成，虽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气候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关于这一点，中外学者皆有认识。如[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云：

       夫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盖文之所起，情发于中。而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丝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17]

所谓“六情”，即喜、怒、哀、乐、爱、恶，这是人的几种最基本的情绪体验。这几种情绪体验的强弱，便是气质的表现。所谓“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就是指“气候”。所谓“四时”，即春、夏、秋、冬。“气候”随“四时”而变化，体现出它的周期性。李延寿讲“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实际上涉及到了“气候影响文学家的气质”这一命题。他讲“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等等，实际上涉及到了“气候作用下的文学家气质影响文学作品风格”这一命题。

在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一书里，也谈到了气候作用下的气质对文学艺术作品风格的影响：

美国人因为气候干燥，冷热的变化很剧烈，雷电过多，养成一种烦燥不安的心绪，过于好动的习惯；这在尼德兰人身上也是看不见的。他生存的地方气候潮湿而少变化，有利于神经的松驰与气质的冷静；内心的反抗，爆发，血气，都比较缓和，情欲不太猛烈，性情快活，喜欢享受。我们把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民族性与艺术作比较的时候，已经见到这种气候的作用。[18]

丹纳的这个意见可能受了孟德斯鸠的影响。不过孟氏在《论法的精神》一书里只是讨论了气候作用下的气质对法律的影响，并没有涉及气候作用下的气质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丹纳的意见与李延寿的意见是相通的，即气候作用下的气质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正因为气候作用下的气质对文学艺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是在时令相同、地域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即便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也是大体相同的，但是由于有文学家气质的中介作用，文学作品的风格也不会出现雷同。图示如下：

图二 气候、气质、文学家生命意识与文学作品风格之关系示意图

结语：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文学与气候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文学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中国而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中国3000年历史的文学，至少有2900年的文学是在农业社会的土壤中产生的。这种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原是非常密切的。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19]”所谓“天地”，就是自然。在他看来，文学是与自然并生的，文学家感物吟志，乃是受了自然的启发，乃是一种自然的表现。刘勰的观点是很具代表性的。事实上，中国古代其它学者论文学，同样不乏自然的眼光。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诸如“神与物游”、“感物吟志”、“体物写志”、“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应物斯感”、“写物图貌”、“象其物宜”这一类的语词，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这个“物”字，一般都是指自然景物，包括物候。这就表明：中国古代学者论文学，虽然不乏社会的眼光，但是更多的似乎还是自然的眼光。中国文学的这个特点，就世界范围来讲，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

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的时间比中国要早，所以西方文学与自然的疏远也比中国文学要早。美国环境学家杰里·曼德在《神圣的缺席》一书中指出：在美国，“自然环境已大多为人工所取代。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诸多角度来看，我们所体验和理解的世界已经被人类加工处理过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再也称不上是直接或者本源的了，而是间接的。……当我们居住于城市中，人与地球的直接体验就无从谈起了。事实上，所有的体验可以说都是间接的。水泥地覆盖住了一切原本可以从土壤生长出来的生物；建筑遮住了自然美景；我们的饮用水是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而不是来自溪流或蓝天；所有植被也被人类的思维所局限，被人类按其品味任意改变；野生动物消失殆尽，多石地带不见了踪影，花开花落的反复循环也不复存在，甚至连昼夜也无法区分。……我们生活的环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和重建的，严格地讲，这是人类大脑的产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无法确信自己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20]”

在这种被人类加工处理过的环境里产生的文学，肯定是没有多少自然属性可言的。所以在美国的文学批评界，人们发出了一种对自然的呼唤。例如美国著名的自然写作文学家和生态批评家加里·斯耐德就在《空间里的位置：伦理、美学与分水岭》一书中写到：“普通的好文章就像一座花园。在那里，经过锄草和精细的栽培，其生长的正是你所想要的。你收获的即是你种植的，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然而真正的好文章却不受花园篱笆的约束。它也许是一排豆角，但也可能是几株罂粟花、野豌豆、大百合、美洲茶，以及一些飞进来的小鸟儿和黄蜂。这儿更具多样性，更有趣味，更不可预测，也包含了更深广得多的智力活动。它与关于语言和想象的荒野的连接，给了它力量。……好文章是一种‘野生’的语言。[21]”像这种具有自然属性的语言和文学，在中国农业社会的文学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遗憾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深受前苏联的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还有一茬又一茬的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中国文学的由来已久的自然属性开始遭到扼杀。那个时候的文学，就是追求社会性，阶级性，斗争性。整个文学界都在高扬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旗，批判所谓自然主义的文学。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高唱“人定胜天”，高唱改造自然，战胜自然。本来是大自然的一分子的人类，俨然成了大自然的主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之下，不仅当代文学中的自然属性荡然无存，就是古代文学中的那些以描写自然山水取胜的作品如山水诗、山水散文等，也被当作“毒草”而遭到严厉的批判。

“文革”结束之后，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物质和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第一目标，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拜金主义也因此而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之下，虽然古代文学中的山水诗、山水散文等不再遭到批判，但是也被许多人所轻视；而文学创作中的自然属性，虽然不能说是荡然无存，但也是十分稀少的。如果说，新中国建国之后30年的文学，是社会属性扼杀了自然属性，那么改革开放之后30年的文学，则是经济属性扼杀了自然属性。即使是在今天，在自然环境遭到空前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恶化，少数有识之士的环保意识开始觉醒的情况下，文学的自然属性仍然没有得到恢复。在西方的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日益繁荣，并逐步被引进到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多数作家的创作与多数批评家的批评，对于文学的自然属性这一问题，仍然是无动于衷的。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之下，笔者极力主张开展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因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环境首先就是指自然环境。而“文学与气候之关系研究”，无疑是这种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笔者相信，在生态环境空前恶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的今天，从事这项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文学这一端，而是可以通过文学，来逐渐恢复人们对于大自然的记忆，进而重建人类与大自然的联系。美国哲学家欧文·拉兹洛指出：“诗歌能有力地帮助人们恢复在20世纪在同自然和宇宙异化的世界中无心地追逐物质产品和权力中丧失的整体意识。所有伟大艺术也一样：美学经验使我们感觉与我们同在的人类，感觉与自然合而为一。”[22]笔者对此表示高度认可。

虽然文学地理学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学科，许多学者对于地理环境的理解，甚至还局限在人文环境这一层面，而笔者本人对于“文学与气候之关系”的研究，也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但是笔者相信，今后会有更多有思想、有才华的学者来从事这项研究，从而大大地超越笔者的认识和水平。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包括“文学与气候之关系研究”，乃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课题，它将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增长点”，它的光明前景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