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学术演进的历史进程看，自摆脱笼统的学术指向而走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文学观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是作品。因留下了作品而称其作者为文人、为作家，而不能对一个没有留下一首诗的人称其为诗人，为研究作品而研究写作者，进而研究与作者创作作品相关的一切因素，这些作品外围的研究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对作品进行更为客观的阐释。作品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研究定式，也符合人的正常思维路径，然而这种习以为常的研究模式却使古代文学学科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处境，研究者不知为何而研究，研究成果更谈不上转化为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效益，大量的所谓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著述被束之高阁，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格局致使古代文学研究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隔世学术。在高度功利化的时代，应用性研究越来越被重视，古代文学作为基础理论研究的对象似乎成了可以撇开现实应用堂而皇之的理由。近年来，一些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撰写过不少诸如“古代文学的存在价值与研究意义”之类的文章，其要旨不外乎在为人们观念中的古代文学学科和古代文学研究辩护。古代文学理论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有所谓“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换”的提法，实际上整个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何尝不需要现代转换呢？这种转换不是表层的、简单化的古为今用，而应该是探讨古代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是怎样影响的；研究文学对于一个时代以民生问题为主导的社会问题的预防和解决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研究文学在不同时代的生存状态及环境于当今时代的启示。为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转换，研究视角的转变、由作品本位转向文人为本位的研究，将创作行为视为古代文人一种特定的生存状态，将作品视为文人生存状态的艺术再现，从而在关注人的真实境遇上使古代文学研究成为实现古今人平等对话与心灵共振的媒介。就此而言，以流寓的视角关照古代文学正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由作品本位向文人本位的回归，是将“一种更真实的人地关系与文学生态”（蒋寅语）呈现于世人。

  人为了生存和发展的一切活动总是既作用于客体，亦作用于主体，使主客双方都发生一定的改变。流寓作为人的一种真实生存状态，它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一个经历。流寓现象一旦发生，必涉及因何而流寓、离开流出地、自流出地至流寓地、到达并寓居流寓地的全过程。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存在流寓者主体情感与心态的变化，也关涉到与流寓者的流寓行为发生关系的所有因素，只不过在整个流寓过程中有时偏重于客体因素对流寓者的改变，有时则偏重于流寓者对客体因素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流寓”是站在流寓地角度的称谓，对于流寓地而言，这些流寓者均为外来者。故在更多的时候研究流寓问题，主要还是研究流寓者在流寓地的活动及经历。实际上，从流出地看，是将奔赴异域（乡）的流寓者，从流出地到流寓地的行程看，是奔往流寓地途中的流寓者，都是流寓过程不可或缺的构成。在中国古代流寓者中，由于有官宦的身份而为历代文献所载录，又由于自身留下了许多足以显示流寓处境、流寓心态和书写流寓地山川风物、世情风习的诗文，文人群体成为流寓问题研究最重要的对象。因其是文人，故文人流寓自起始而至其终全过程的足迹所及以及流寓主客体的互动，都将是以流寓的视角观照古代文学的范围，或者说都应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流寓视阈研究所包含的。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如果将每个文人一生的经历分成若干段，那么其中的流寓时段就是流寓文学研究的对象。它不同于惯常的古代文学研究涉及具体的文人时，往往是对文人世系、出生直到死亡的全程扫描，事无巨细，唯恐遗漏，有时还会有对具体文人的前在世研究和后在世研究。对于因历史上战乱、祸变引起的大规模民众逃难之迁徙，则可称为普通民众之流寓，虽然也属流寓问题，却不是流寓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更应该是属于流寓文化的研究范畴。汉末因董卓之乱而起的连环战乱主要有两次，前次是以洛阳为中心展开的，可称为关东之乱；后一次则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可称为关中之乱。因关中之乱的流离者，流出地是长安，主要向东、南、西南三个方向流散。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将关中之乱造成的人口流动称之为汉末人口的第二次大迁移，“第二次大迁移开始于初平三年（192），王允杀董卓后，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攻入长安，杀了王允，不久又自相攻击，关中大乱。关中的难民有数十万东迁至今江苏徐州一带投奔徐州刺史陶谦。另有数万人进入今四川境内投奔益州牧刘焉。一部分向南出武关经南阳盆地继续迁入荆州。”建安七子之冠王粲就是这次随南奔荆州的大股流民而流寓荆州、投靠刘表的。葛剑雄是站在历史上移民问题、人口问题视角的研究，不关涉具体的文人流徙。王粲作为流民群体中个体的活动，无论是移民史还是人口史研究都未必提及，但作为流寓视阈的文学研究则必须是重点的研究内容。这也正是流寓文学研究与大流寓文化问题研究的区别所在。

  以作品为本位的传统古代文学学科研究，按照文体可以分为诗歌、散文、戏曲、小说、骈文、赋、词等的研究，而以文人为本位的流寓文学研究虽然也以文人流寓过程中所创作的各体作品为主要研究内容，但这一研究中的作品只是文人流寓生活的一个部分，或者作品是作为文人在流寓历程中真实生存状态的注脚。古代文人受其所处时代交通条件的限制，自踏上奔往流寓地的征程，往往要经历长时间的旅途颠簸和劳顿，行程中的凄苦，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对流寓地的未知与想象中的恶劣环境的恐惧，都会伴随着行程诉诸于笔端。流寓文人一路行来一路创作，这些产生于奔赴流寓地行程中的作品往往又是描述流寓文人流寓经历的可靠材料。李纲于建炎二年被贬万安军（今海南岛），海南岛即是其流寓地，但他于赴贬地途径雷州时写下了《次雷州》、《赠峤南琮师》等诗，这些作品当都属其流寓期间的创作。汤显祖于明万历十九年被贬徐闻，虽未留下多少诗文，却有感于当地士子轻生而倡建贵生书院，这一善举同样是流寓文学应该观照的。广东雷州有“十贤祠”，十贤之一有苏轼，今雷州人大都认为苏轼曾贬官于此，实际上苏轼在雷州只是过境而已，停留时间非常之短，张学松《苏东坡雷州行迹考辨》（《文学遗产》2011年第4期）一文澄清了许多人们对苏轼在雷州旧有的认知，该文通过实地考察与东坡诗文的引证对苏轼的雷州行迹进行了历史还原，是典型的文人本位的流寓文学研究。

  研究流寓文学首先会遇到一个问题，即怎样才算流寓。李兴盛将流寓者分为流民、流人、移民三类，另外又加上侨人、侨民、客家人。其“流寓”涵义的所指是很宽泛的。从以往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看，除了以“流寓”立意之外，尚有立意于“侨寓”、“流贬”、“贬谪”、“谪居”、“迁谪”、“谪宦”、“寓居”、“流徙”、“流人”、“流放”、“逐臣”、“徙居”者，这些无疑都可以归于流寓问题。其实，还有几种情况也是应被纳入流寓文学研究范围之内的。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并非为生活所迫、被逼无奈，也并非因罪被流贬，而完全是一种流寓者的自主选择，为的是离开家乡和亲人去外面的世界开拓出一片新的天空，从而改变现有的生存处境。但这种情况的外出，流出时或许是满心欢喜的，但到了寓居地之后的处境却完全不是离家时所想，而是处境更为艰难，孤独感、无助感更加强烈，因而心中升起一种羁留他乡、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漂泊之感。对于文人来说，则会将这种在流寓地的感受通过文学作品书写出来。第二种情况是他人流寓，我等作诗文为之怨，如历代咏昭君的诗文。唐人张祜《昭君怨》其一：“万里边城远，千山行路难。举头唯见日，何处是长安？”第三种情况是：王朝更迭之际，前朝人被迫用事于新朝者，他们虽然身仕新朝，内心却充满了对家国败亡的惋惜与思念以及用事于新朝的无奈。也许生存的地理空间并未发生多少变化，但主客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前朝的主人心理变而为新朝的客寓者心境。此类文人及其作品往往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被称为“遗民”文学，但从流寓视角看，依然可以纳入流寓文学研究的视域。

  以流寓的视角看古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路径，相应地许多问题可以得到全新的阐释，也是对古代文学研究一个别开生面的尝试。研究视阈的界定是绕不开的问题，试为文论之。

2015年1月5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