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珠江三角洲以发达的经济著称，思维的惯性让“南蛮之地”成为一个不恰当的文化标签，一些人误以为岭南没有人文精神，还有人说岭南没有文人学者、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大多是从中原贬谪或迁徙而来的。除了康、梁，除了遭贬谪的苏轼和移居广州的陈寅恪，还有哪些文化鸿儒来自岭南本土？其实，历史上许多响亮的名字都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在创造当代广东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同时，应当首先了解先人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精神遗产。岭南大儒，不应被遗忘。

诗文自成一派：从张九龄到李金发

我们所说的“大儒”，指的是知识渊博、有独特思想贡献与文化影响力的人文学者。推崇“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广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曾大兴教授在对典籍进行定量分析后得出结论：无论在文学、史学还是思想上，岭南向来不乏大儒，而且都是“开宗立派”之人，“在他们所处的学术领域都是中国第一流的人物”。

说起文学艺术，曾大兴教授首先提到的岭南人是唐代宰相张九龄，他的家乡在韶州曲江，也就是今天的韶关。除了在政治上协助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之外，张九龄打破了南朝、初唐诗歌界盛行的华丽之风，首开清澹一脉淡，后来王维、孟浩然等人开创“山水田园诗派”，都是得其影响。

张九龄也是岭南诗派的先行者。明代以后，提起中国的诗派划分总是少不了岭南诗派的一席之地。现在广州中山图书馆的馆址在明代是一座名为“南园”的园林。从元末明初到明嘉靖年间，这里先后出现了孙贲等十位诗人，被后人称为“南园前五子”和“南园后五子”。到了明末清初，除了日本汉学家极为推崇、被称为“明代文坛的大殿军”的廖燕之外，又有“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他们诗风雄直，以关切民生疾苦著称。

清末以来，岭南诗人对整个中国的诗歌发展贡献巨大。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黄遵宪是梅州人，他率先反对拟古诗和形式主义，主张新诗，以通俗语言书写现实，拉开了“诗界革命”的序幕。近现代闻名遐迩的岭南诗人还有中日混血的“诗僧”苏曼殊，第一个把西方象征主义带入中国的李金发，中国诗歌会的创始功臣蒲风，以及曾翻译《浮士德》等外文作品的诗歌翻译家梁宗岱。他们的区域影响力都已超出岭南地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必须提到的名字。

哲思一脉相承：朱九江和他的弟子们

岭南本地同样产生了不少杰出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例如开创江门之学的白沙先生陈献章，以自然为宗，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人云亦云，对后代尤其康梁影响巨大。例如甘泉先生湛若水，所建书院遍及四省，仅仅在广东就建书院十多所，弟子四千多人，开创个人讲学、自由择师的学术传统。近代“史界革命”的开创者梁启超就是广东新会人。提到梁启超，就不得不提到他的老师康有为，还有康有为的老师“九江先生”朱次琦。

朱次琦生于南海九江，人称“朱九江”，他是晚清进士，师从著名学者谢兰生，辞官后回到岭南专心讲学二十余年，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理学家，在岭南的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朱九江在家乡创办“礼山草堂”讲学，学术上主张清除门户之见，提倡经世之用，这对广东人的务实精神影响巨大。曾大兴告诉我们，朱九江最了不起的成就是他的两位学生：洪秀全和康有为，这两人也是广东人。能够教出这样的学生，与朱九江“经世致用”的理学主张有密切关系。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受朱九江的影响，把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义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强的号召力，不过还没有成熟为严密的政治体系；直到太平天国后期，另一位花都人洪仁玕写下《资政新编》，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施政纲领，弥补了这种遗憾。

清光绪二年，十八岁的康有为乡试落榜，被父亲送到“礼山草堂”拜朱九江为师，潜心学习文史哲知识，为他日后建立中国近代民主启蒙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康有为不仅继承了朱九江的学问，也继承了朱九江善为人师的特点。他的学生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新史学”、“新地理学”、“新图书目录学”等方面都有开创之功。在这一脉相承的学者传承中，我们看到的是务实、革新的学术精神。

广东丰厚的文化沃土

文化的特性与其生长的土壤息息相关。用曾大兴的话说，康梁这样的文化高峰绝不是突然出现的，必然是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他说，广东从来就不是文化沙漠，这点可以从历史上有记载的广东书院的数量得到明证。广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门户，特别是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以后，广州更是成为全中国唯一能与西方沟通的港口。从文学界的黄遵宪、苏曼殊、李金发，到思想界的康有为、梁启超、洪仁玕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启发，并将之融入本土环境中。开放的文化风尚给岭南大儒融通东西文化精萃的机会，这对于当时的内地来说是难以具备的特质，终于在辛亥革命中让广东发展为近代民主革命的圣地。

曾大兴教授表示，在今天，重新梳理广东曾出现的文学家、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是紧迫而重要的工作：“如今依然有人，一边说广东是‘文化沙漠’，一边对广东曾经有过的文化缺乏了解，我们要建设文化大省，连自己有什么家底都摸不清，怎么行呢？还有一种情况是，说广东过去是文化沙漠，现在文化建设得不错，我认为有些偏颇。”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岭南文化在向外传播的途中可能遭到误解和削弱。曾大兴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是广东地处中国版图的边缘地区，在文化传播的信息源上缺乏地理优势，广东发出的声音可能会被更中心的地区发出的声音所淹没；其二是广东方言造成了信息通道的阻碍，虽然年轻人能说普通话的越来越多，但是传统文化信息交流的主体是年长者，他们有人以方言进行思维，说普通话的时侯就会出现思维跟不上表达的“失语”情况；其三是不少人在认知上存在“不了解就否定”的倾向，这种思维惯性是目前最需要克服的东西，至少对于广东人自己来说，“要明白自己的家底”。

岭南大儒

六祖慧能

慧能是唐代的新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新兴人，得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法门。禅宗在宏忍以后分为神秀创立的北宗“渐教”与慧能创立的南宗“顿教”，中唐后南宗成为正统。南宗主张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不必经过累世修炼，顿悟便当下成佛。六祖的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汇聚于《六祖坛经》中。

白沙先生陈献章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人，因为后来迁到江门白沙村，人称“白沙先生”，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和诗人。他主张“以自然为宗”、“学贵知疑”的独立思考，其思想自成一家，史称"江门之学"。他的弟子湛若水是增城人，也是一位大儒，曾不遗余力地宣传老师的学说。在明朝理学界，除了王阳明的“姚江之学”，便以“江门之学”的影响最大。《明史·儒林传》有记载：“学术之分，则陈献章、王守仁始。”

廖燕

廖燕是曲江人，清初具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家、文学家，因一介布衣，既无显赫身世，又乏贤达奥援，所以生前死后，在国内均少人知。他的散文充满强烈的批判社会的精神，所著《二十七松堂集》流传到日本，引起日本汉学家的极大兴趣，当代著名的古文献版本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王贵忱力赞其思想高蹈、文笔雄奇，将之重新引介回人们的视野之中。

容庚与商承祚

近现代以来，广州中山大学一直是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的重镇，而容庚和商承祚则是中山大学众多鸿儒之中举足轻重的两个人物，分别代表着金文和甲骨文研究的高峰。容庚是广东东莞人，著有《金文编》、《金文续编》，同时也在古代篆刻和青铜器方面有深刻造诣。商承祚是广东番禺人，21岁便出版《殷墟文字类编》，是中国最早的甲骨文工具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