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文学，必及三曹与建安七子；论建安七子，首推王粲。《文心雕龙·才略》：“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就诗赋而论，王粲可以说是建安七子之冠。曹丕《典论·论文》特别指出“王粲长于辞赋”；《与吴质书》又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可惜他的辞赋传世不多，除《登楼赋》外，严辑《全后汉文》所录虽有二十余篇，但都不完整。王粲之诗，今传诗篇完整者，四言诗三首，五言诗十五首。钟嵘《诗品》列之于上品，称其诗“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其诗赋古今学人所重者，诗谓沈约所推举的“先士茂制，讽高历赏”的“灞岸之篇”（《七哀诗》其一），赋谓《登楼赋》。此两篇也就成为王粲作为“七子之冠”的代表作品。清人张玉谷《古诗赏析》选其诗一首，即为《七哀诗》其一“西京乱无象”；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选其赋一篇，即《登楼赋》。两篇成就最高的作品，均写于流寓荆州之时，荆州流寓成为他诗文创作最重要的时期，也形成其“情多”的文风。流离转徙的人生遭遇成就了他非凡的创作成就。王瑶先生认为，王粲之所以能有这样高的成就，“除了他的才思卓越而外，和曹子建一样，主要还是因为他有一段漫长的流离抑郁的生活经验”[1]。流寓荆州的人生不幸，是王粲作为文人的大幸。

     一  汉末荆州与王粲的选择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2]人。《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建安）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由此上推，王粲当生于汉灵帝熹平六年（177）。据诸史所载，王粲最早的行迹起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汉献帝为董卓所胁迫强行迁都长安，并将洛阳及周围数百万人口西迁，王粲及其家人随大规模西迁的人群而至长安，此时王粲十四岁。十四岁之前的王粲居留何地，史无明载。缪钺先生认为：“王粲父谦以疾免官之后，其家盖即留居洛阳，故董卓移都，粲亦西徙。谦若归高平，则王粲年十四时应居乡里，无由随帝迁长安也。”[3]自洛阳徙长安是王粲人生第一次因政局动荡和战乱的流离，西迁并非其逃难式的自主选择。《文选》卷五十六曹植《王仲宣诔》：“皇家不造，宗室陨颠。宰臣专制，帝用西迁。君乃羁旅，离此阻艰。”[4]即指徙长安之事。因董卓之乱，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而酿成大规模的混战局面，除为董卓所驱赶由洛阳西迁长安的士民而外，洛阳以东的青、徐二州（约为今山东大部和江苏北部）亦有百余万人避难至海表（今渤海沿岸）。这部分多为因战乱而形成的难民，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于董卓作乱、劫主西迁之时，即“避地海表”[5]。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徐干诗》叙干之生平云：“伊昔家临淄，提携弄齐瑟。置酒饮胶东，淹留憩高密。”徐干本家居临淄，因避战乱而东徙至高密，高密为近海之地，《中论序》“海表”即指此。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亦谓：“盖徐干旧居临淄，以战乱迭起，临淄牢落，故往避之。”[6]东汉末因董卓之乱而直接导致流寓异地者，七子中除王粲外其它人均无史料可查，所可凭据的唯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其《应玚诗序》谓：“汝颍之士，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7]五臣刘良注其诗句“一旦逢世难，沦薄恒羁旅”曰：“世难谓汉末遭乱飘沦薄迫也，言我逢乱漂迫荆州也。”[8]可知应玚亦曾流寓荆州。然而，王粲、徐干、应玚三人流寓的情形又有不同，王粲身罹洛阳和长安两次流离，徐干、应玚主要的是起于董卓洛阳之乱的波及而流离。

 汉末因董卓之乱而起的连环战乱先后主要有两次，前次是以洛阳为中心展开的，可称为关东之乱；后一次则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可称为关中之乱。关东之乱波及面更广，王粲之徙长安、徐干之憩高密、应玚之漂荆州，均因此而起。因关中之乱的流离者，迁离地是长安，主要向东、南、西南三个方向流散。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将关中之乱造成的人口流动称之为汉末人口的第二次大迁移，“第二次大迁移开始于初平三年（192），王允杀董卓后，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攻入长安，杀了王允，不久又自相攻击，关中大乱。关中的难民有数十万东迁至今江苏徐州一带投奔徐州刺史陶谦。另有数万户进入今四川境内投奔益州牧刘焉。一部分向南出武关（今陕西商州市西南丹江北岸）经南阳盆地继续迁入荆州。”[9]七子三人中徐干、应玚未遭长安之乱，仅王粲于初平元年流离长安之后，于初平三年（192）再次踏上颠沛的行程。

 羁留长安几年的王粲有两事颇值得一提：一是初至长安，为位高名重的蔡邕所礼遇；二为连辞官府征辟而不就。《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载：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

据蔡邕《宗庙祝嘏辞》，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在初平元年二月丁亥，蔡邕随献帝西迁，至三月丁巳至长安。[10]邕初至长安，官拜左中郎将，又因从献帝迁都而封高阳乡侯。从中平六年八月为董卓所辟，历随献帝自洛阳迁都长安，至初平三年四月因受董卓牵连而为王允所杀，是蔡邕仕途上最为飞黄腾达的时期。然而，面对每一次升迁，他非但没有丝毫的高兴与得意，反倒总是“怔营惭惶，屏气累息”（《让高阳侯印绶符策》），惶惶不可终日。蔡邕之用事于董卓，非为助纣为虐，而是“每存匡益”（《后汉书·蔡邕传》）。对于董卓的刚愎自用，邕每恨其言少从，惧祸及身，欲遁逃山东，然终究未能成行，而遭杀身之祸。蔡邕对政治素无兴趣，为董卓所辟而累迁官职，也是迫于董卓之淫威。相反，在文士圈子里他倒是异常活跃，其善接文士远近闻名，致使“宾客盈坐”。故王粲登门造访，他能“倒屣迎之”，并自叹不如。王粲不但得到蔡邕的揄扬，而且还得到他的数车赠书。[11]王粲初至长安便迫不及待地拜谒蔡邕，并非是为求得仕途之利，而更多着眼的是志趣的相投，而且他也未将王粲与天下大乱之渊薮董卓联系起来。以王粲十六岁的少年才俊，不可能不知道他所仰慕的汉末文坛巨擘蔡邕与董卓的关系。自初平元年三月王粲得见蔡邕，并得到他的提携和赠与，至初平三年四月蔡邕被杀，王粲与蔡邕在长安的交往仅两年之短，虽然除了上述《魏志·王粲传》一则材料外，再无材料可证二人在长安有更深入的交往，但从王粲长于辞赋，并且是长于抒情小赋的创作特点来来看，无疑应该是受到蔡邕极大影响的。《登楼赋》的抒情笔法，极近于蔡邕抒情小赋的名篇《述行赋》，建安文人的抒情小赋正是沿着蔡邕开创的婉曲、细腻的路子前行的，蔡邕《述行赋》为代表的赋作才是汉末抒情小赋的代表。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前言》正是从感情表达上给予了《述行赋》以充分肯定，“无论从思想的深度厚度，还是从艺术表现力来看，《述行赋》何尝稍逊张（张衡）、赵（赵壹）之作？依我个人之见，《归田赋》、《刺世疾邪赋》简单直露，缺乏深致，《述行赋》深厚、委婉、跌宕，从感情表达来说，《述行赋》倒是略胜一筹的。”[12]王允伙同吕布诛杀董卓，并将蔡邕看做其同党而就戮，在京城长安引起极大震动，王允不顾朝中大臣的施救，一意孤行杀掉“旷世逸才、忠孝素著”（《后汉书·蔡邕传》）的蔡邕，也很大程度上刺痛了王粲。《魏志》本传说“司徒辟，不就”，司徒即王允，这“不就”乃是处于王粲对王允诛戮其恩师蔡邕的强烈不满。

 自初平元年二月献帝迁都长安，王粲西徙，至初平三年六月王粲之荆州依刘表，在近两年半里献帝政权及长安城先后易手于董卓、王允、李傕、郭汜，其间王粲仅于初至长安时谒见并投于蔡邕门下，蔡邕被杀后便失去了在长安城的归依。尽管有机会用事于名义上的献帝朝政，但无论是司徒王允的征辟，亦或是乱政者的矫诏拜官，均非其所愿，长安城已失去其继续居留的理由，于是“驱马弃之去”成为他的必然选择。王瑶先生认为，在因战乱灾祸而造成“白骨蔽平原”的社会景象下，“‘驱马弃之去’是文人们流离播迁的一般情形，至少也得找寻一个可以依附的对象。”[13]少年王粲在长安得到蔡邕的赏识和揄扬，然好景不长，蔡邕罹难，哪里又是他的栖身之地，谁又可以成为他的一个新的可以依附的对象呢？遍观天下，王粲最终的选择是荆州、是刘表。

  刘表之任荆州刺史始于初平元年，至初平三年改为荆州牧，建安十三年八月病死荆州。《后汉书·刘表传》：“初平元年，长沙太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及李傕等入长安，冬，表遣使奉贡。傕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14]王粲于初平三年赴荆州，至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几与刘表荆州之任相始终。王粲的离长安而奔荆州，并非单一的避乱，而是更多地带有投奔贤明并借之实现政治抱负的理想成分。他是因刘表而选择了荆州，而并非荆州的相对远离战乱中心或荆州区域优越自然条件的吸引，荆州是王粲的理性选择。我们不妨替王粲分析一下选择荆州刘表的有利条件。其一，王粲与刘表是同乡，均为山阳高平人。其二，刘表尝受学于王粲祖父王畅。《魏志·刘表传》裴注引谢承《后汉书》曰：“表受学于同郡王畅。”[15]其三，王粲与刘表均少而知名，王粲被蔡邕视为“有异才”，刘表为汉末名士“八俊”之一。《魏志·刘表传》裴注引《汉末名士录》云：“表与汝南陈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鲁国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阳檀敷字文友、张俭字符节、南阳岑咥字公孝为八友。”[16]在名士这一点上，王粲将刘表与蔡邕视为同类人，既然蔡邕可依，刘表当然亦可依。其四，刘表为政一方，多有令名。《资治通鉴》卷六十二“献帝建安元年”载：“刘表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境内无事，关西、兖、豫学士归之者以千数。”[17]这些因素足以令王粲相信荆州必是其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理想之所，刚刚踏上南下荆州征程的他对未来怀着无限的期许，也寄寓了饱受长期流离之苦后对安定生活环境的渴望。故《赠士孙文始诗》说：“我暨我友，自彼京师。迁于荆楚，在漳之湄。在漳之湄，亦克晏处。”言虽处乱世，但荆州还比较安定，能够安处。然而，王粲寓荆州、投刘表不只是寻得一个安定的居住环境，至荆州后他的热衷仕进与不为刘表所重用形成极大的反差，从而心生对荆州环境的厌弃。“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留？”（《七哀诗》其二）言下之意当初投奔刘表几近于投亲归家的想法是那样的幼稚，理想与现实存在很大的距离，这里既然不是自己的归宿，又有什么理由久留呢？将“荆州”说成“荆蛮”，是极具感情色彩的称谓，亦有隐喻刘表之意。当初极力寻找的支撑其南下荆州的理由被一个“荆蛮”全部消解了，来荆州当是一个理智却不明智的选择。王粲当初对荆州的希望是刘表的延揽人才，而寄寓荆州后对荆州的失望则是出于刘表的延揽人才而不知所任。所以，建安十三年曹操平荆州，辟之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时，王粲从能否善用人才上盛赞新主曹操而责论旧主刘表（时刘表已亡）：

    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18]

       王粲是将刘表的败亡归咎于对人才的“不知所任”，刘表徒有善士之美名而无所用，深悔自己羁留荆州十五年岁月之蹉跎。荆州流寓地由起初选择时的满怀希望，到寓居十五年的逐渐失望乃至绝望，最后是改弦易辙随荆州之地一并归于曹操，王粲的人生历程又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其文风也随着荆州流寓生活的结束而为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