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盛赞刘表的文治武功。献帝初平、兴平时期，鉴于“荆州人情好扰，寇贼相扇，处处麋沸”的现状，刘表一方面“招诱有方，威怀兼治”，使“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刘表均对之“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另一方面又“起立学校，博求儒术”，使“綦毋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1]，大兴文教。王粲作《荆州文学记官志》详记此事并对刘表此举大加称颂，其曰：

有汉荆州牧刘君[稽古若时，将绍厥绩，乃称曰]：……乃命五业从事宋忠新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略咸秩，百氏备矣。

天降纯嘏，有所底授。臻于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时迈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国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屡戡寇侮。诞启洪轨，敦崇圣绪。典坟既章，礼乐咸举，济济搢绅，盛兹阶宇。祁祁髦俊，亦集爰处。和化普畅，休征时叙。品物宣育，百谷繁芜。勋格皇穹，声被四宇。[2]

 建安三年（198）“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叛表，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3]。为此王粲作《三辅论》，借江滨遗老之口盛称刘表的功绩，说“长沙不轨，敢作乱违，我牧睹其然，乃赫尔发愤，且上征下战，去暴举顺”，下文又就此联系其它表彰刘表的武功：“履道怀智，休迹显光，洒扫群虏，艾拔秽荒。走袁术于西境，馘射贡乎武当，遏孙坚于汉南，追杨定于析商。”[4]文章虚构立难、答难的人物展开辩论，虽已非完篇，辩护士的口吻却已昭然可见。其对刘表的歌功颂德，可谓不遗余力。

 三是代刘表致书袁氏兄弟，劝其弃怨修德，共图大业。建安七年（202）袁绍病逝，逢纪、审配假托袁绍遗命，拥袁绍三子袁尚为嗣，袁谭、袁尚兄弟遂结隙怨，互相攻伐。王粲代刘表分别致书袁氏兄弟，即《为刘表谏袁谭书》、《为刘表与袁尚书》，劝其以大业为重，摈弃旧怨。然而，袁氏兄弟并不听从劝告，仍旧攻杀不断，最终为曹操各个击破。书中论说情理，颇为中肯，“且当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兄弟之怨”，等等。 表现出“疾呼泣血”的感情，展示出“苏张复生”[5]的才力，以期袁谭袁尚相携，共奖王室。

 此文为代人立言，与王粲本人思想无涉，只是表现了他的词章文采。但由此亦可知，王粲在荆州，事实上也是曾为刘表所用的，刘表也并非完全不重视他，只是重视的程度或重用的场合与王粲的期望值不相匹配而已，因此引发他大量的牢骚怨悱。

 然而，刘表并非王粲赖以骋力的贤伯。刘表名为勤王同盟的一员，对于勤王事业并不积极；刘表空负有汲引后进之誉，“而心多忌”（《后汉书·刘表传》），致使许多集结在荆州的有识之士不能伸展抱负。即使王粲为刘表的同乡，刘表又是王粲祖父的门生，也难能改变刘表狭窄的心肠。从而不能使王粲乘风高举，内心有着深沉的怨愤。到王粲寓居荆州的后期，这种怨愤情绪更为浓烈，于是登上当阳楼，写出了集十五年荆州偃蹇生存境遇与愤懑的《登楼赋》。

  荆州流寓十五年，王粲因依刘表而来自然与刘氏父子发生并不融洽的主从关系外，所交游者多为同僚文士，今可考者依所据文献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由王粲诗文所透露的交游者；二是由史传文献所推断的交游者。前者主要有士孙文始（士孙萌）、蔡子笃（蔡睦）、文叔良（文颍）、潘文则、宋忠等；后者主要有裴潜、司马芝、潘浚、繁钦等。

 士孙文始、蔡子笃、文叔良、潘文则诸人，王粲均有赠诗，即《赠士孙文始》、《赠蔡子笃》、《赠文叔良》、《思亲为潘文则作》。士孙萌，字文始，扶风人。初平三年，王粲与其结伴同行，南下荆州、依附刘表。后士孙文始因其父士孙瑞有功于汉献帝，被封为澹津亭侯，离荆州赴任之际，王粲作诗相赠。《魏志·董卓传》注引《三辅决录注》曰：“瑞字君荣，扶风人，世为学门。瑞少传家业，博达无所不通，仕历显位。卓既诛，迁大司农，为国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选中。……天子都许，追论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学，与王粲善。临当就国，粲作诗以赠萌，萌有答，在《粲集》中。”[6]清人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其残篇三则，其名下注曰：“瑞字君策，扶风人。中平末以处士擢鹰扬校尉。献帝初，为执金吾，出为南阳太守，未行，留拜尚书仆射、大司农、卫尉、国三老、光禄大夫、尚书令。兴平二年，从驾东归，为乱兵所杀。有集二卷。”[7]假如严氏之说可据，那么士孙文始受封为澹津亭侯所因之父功当指此扈从献帝东归之事。士孙文始《答王粲诗》今不存，但从王粲赠诗中足可见二人情同兄弟，虽王粲族兄王凯也在荆州，但彼此来往并不多，士孙文始可称为王粲在荆州流寓时期交往最深的挚友。

  蔡子笃，名睦，济阳人。与王粲同时避长安之乱而流寓荆州，后归故里，王粲作诗赠之。《文选》李善注王粲《赠蔡子笃诗》题下引《晋官名》曰：“蔡睦，字子笃，为尚书。”[8]又《晋书·蔡谟传》载：“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也。世为著姓。曾祖睦，魏尚书。”[9]《六臣注文选》吕向于王仲宣名下注曰：“蔡子笃为尚书，仲宣与之为友，同避难荆州。子笃还会稽，仲宣故赠之。”[10]其诗云“何以赠行，言授斯诗”，赠诗以志君子之交，彼此不忘也。

  “君子信誓，不迁于时。及子同寮，生死固之。”我们是君子之交，那往日的友谊信誓，绝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淡忘。你我又同为流寓荆州刘表幕中的同事僚友，友情非同他人，自然要终身相忆，至死不渝。这是激切而热烈的肺腑之词，至情之言，其深情挚意，催人泪下。诗被王粲当作与挚友蔡子笃之间的誓约，既是诗人自己的信念，也是对于好友的期望。文叔良，名颍。据《文选》李善注引干宝《搜神记》及《繁钦集》，知其为南阳人，曾为荆州从事。献帝初平中，王粲与文叔良共事于刘表幕中。前文已述文叔良出使益州结好刘璋，王粲赠诗以勉之。王粲有《思亲为潘文则作》一诗，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作《思亲诗》小注标明“为潘文则作”[11]。章樵本《古文苑》卷八作《思亲为潘文则作》，《广文选》卷十五作《为潘文则思亲诗》。潘文则，生平事迹不详。《魏志·公孙瓒传》裴注引《典略》曰：“瓒遣行人文则斋书告子续曰”，郁贤皓、张采民注此诗时据此及《公孙瓒传》注引《献帝春秋》两则史料，推测出“潘文则建安四年（199）曾为公孙瓒僚属”[12]。王粲此诗作年不可考，从内容看，当是潘文则丧母，粲代为作诗，表示哀悼之情。宋忠（又作宋衷），字仲子，南阳章陵人，任荆州官学五业从事。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有“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之语，“新作文学”指重新振兴经学之事。荆州经学，以宋衷为冠冕，在当时自成风气。据《隋书·经籍志》，宋衷曾注《周易》十卷、《世本》四卷、《扬子太玄经》九卷、《扬子法言》十三卷[13]。王粲著《尚书释问》，驳难郑玄，当受到宋衷的启示。缪钺《王粲行年考》即言：“王粲虽非专经之士，而居荆土十余年，与宋衷殆颇有往还。”[14]

 除了以上五人可以根据诗文寻绎王粲与他们的交往外，仍可从史传文献中发现另外一些人与他的联系。裴潜，字文行，河东闻喜人。避乱荆州时，裴潜认为刘表坐拥荆州却不思进取，其势必败，故离表而去。《魏志·裴潜传》载：“裴潜字文行，河东闻喜人也。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潜私谓所亲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适长沙。’”[15]从裴潜向王粲私下表达自己对刘表的负面评论看，这种话如果不是关系极为亲近、彼此知根知底，是断不可以随意言于他人的。司马芝，字子华，河内温县人。早年避乱荆州，与王粲、裴潜私交很深。建安十三年曹操平南定荆州，司马芝与王粲并归曹，此前其“居南方十余年，躬耕守节”[16]。二人寓居荆州时间相近，彼此当有较多的来往。潘浚字承明，武陵汉寿人。早年从宋衷受学，为荆州牧刘表辟为江夏从事。潘浚在荆州时，颇为王粲所赏识。《三国志·吴书·潘浚传》裴注引《吴书》曰：“浚为人聪察，对问有机理。山阳王粲见而贵异之，由是知名，为郡功曹。”[17]潘浚的知名于世，当有王粲之功。

  繁钦，字休伯，颍川人。《三国志》无传，其简单的生平事迹见于《魏志·王粲传》裴注引《典略》，其曰：“钦字休伯，以文才机辩，少得名于汝、颍。钦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18]其中未言及他曾避乱于荆州，后世论者每涉及繁钦，大都不提荆州之寓，唯曹道衡《魏晋文学》一书称其“早年即得名于家乡一带，汉灵帝末，可能到过青州，后来又避乱到荆州，依附刘表。但他看到刘表缺乏雄才大略，又北投曹操，为豫州从事。”[19]繁钦在荆州的境遇与王粲颇有类似之处，亦于刘表身上寄予很大希望，多次向刘表显示自己奇特的才能，却一直不被刘表所重用。《魏志·杜袭传》载：“袭避乱荆州，刘表待之宾礼。同郡繁钦数见奇于表，袭喻之曰：‘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龙蟠幽薮，待时凤翔。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与子绝矣。’钦慨然曰：‘请敬受命。’袭遂南适长沙。”[20]其同乡好友杜袭以绝交相示规劝繁钦藏身不显，因为刘表并非值得依附的明主。对于杜袭的告诫，繁钦表示“请敬受命”，倒并非决定其处境的主要因素，“数见奇于表”，表却不以为然，而久被弃用，其在荆州的用事历程与王粲如出一辙，王粲是将满腔幽愤之情借登楼望远而发泄，而繁钦则是借蕙草的托身失所，植根于阴崖之侧而表达。其《咏蕙诗》曰：“蕙草生北山，托身失所依。植根阴崖侧，夙夜惧危颓。寒泉浸我根，凄风常徘徊。三光照八极，独不蒙余晖。葩叶永凋悴，凝露不暇晞。”[21]三光虽然遍照八极，蕙草独不沐其光辉，以至于百花已经含苞，而蕙草独自失时。其痛惜善之见弃，怨不如己者之飞黄腾达。寻绎诗意，当为淹留荆州时的作品。郑文《建安诗论》谓其“平生委屈，满腹牢骚，凄音苦调，情见乎词。大概是早年之作，才有这样的抱怨。”[22]史料中并无王粲与繁钦的直接联系，倒是二人在襄阳的旧宅多有出现于文献中。据《晋书·习凿齿传》载《与桓秘书》：“吾以去五月三日来达襄阳，……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孙坚之所陨毙，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旧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23]又《太平御览》卷180引《襄沔记》曰：“繁钦宅、王粲宅并在襄阳，井台犹存。”[24]当时流寓荆州文士中，王粲、繁钦二人为名气最大的文章之士，共处襄阳一城是不可能完全没有交往的。

 东汉末年的荆州为名士荟萃之地，因避难而流寓于此，意欲有所作为者如王粲、繁钦等人；亦有暂时蛰伏伺机而动者，如和洽、杜袭等。王粲荆州时期的不遇，至建安十三年算是到了尽头，十五年沉潜荆州虽在功业上未能如其所愿，却造就了一个文学家的王粲，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命数。扬雄所谓“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25]，而对于文章家的王粲而言，荆州时期可谓得时，而对于热衷于功名的王粲来说，确是不得时。荆州时期政治功名的不扬，换得了诗文创作的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