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水人。杨万里乃是南宋著名的“中兴四大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他给后世留下了《诚斋集》，其中包括《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朝天续集》、《江东集》、《退休集》等9个诗集。杨万里文集创作年代记载得十分清楚，大致按照诗作的时间顺序严格分卷，可谓“一官一集，每集必变一格”[1]。淳熙七年（1180）正月，杨万里正式赴任广东常平提举，至淳熙九年（1182）春天发舟离开广州北归江西故里，他将此间三年所作的诗歌编为《南海集》。《南海集》诗歌分为4卷，约有诗歌400首。卷十五所载“起淳熙七年（1180）庚子正月，迄同年秋，赴广东提举途中及广州任上作”[2]，有诗100首；卷十六所载“起淳熙七年（1180）庚子秋，迄淳熙八年辛丑夏，广州任上、赴韶州提刑任途中到任行部南雄诸作”[3]，有诗100首；卷十七所载“起淳熙八年（1181）辛丑夏，迄是年冬，韶州提刑任上及率部收捕沈师赴惠州、潮州途中诸作”[4]，有诗98首；卷十八所载“起淳熙八年（1181）辛丑冬，迄淳熙九年壬寅夏，班师广州续归宪治及服继母忧解官归吉水作”[5]，有诗95首。《南海集》以诗歌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诗人赣粤地域间仕宦奔波的行旅征程，它以极为细腻的笔触纪录描绘了北粤、南粤以及东粤之间的山川地理的多彩画卷，并曲折地抒写了作者内心丰富的情感和心态。本文选取《南海集》中的地理纪行诗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杨万里地理纪行诗是如何模山范水的，有何独特的艺术视角，并试图讨论地理纪行诗与杨万里“诚斋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赣粤地域间模山范水的地理纪行

 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杨万里53岁。该年正月，杨万里由常州任改除广东常平提举，“予假守毗陵，更未尽三月，移官广东常平使者。”（《诚斋西归诗集序》）[6]，杨万里三月离开常州，“春末，离常州返故里。此行途中，多会晤、游览、写景之作。”[7]杨万里借道苏州、富阳、衢州以入江西，舟行信江、鄱湖、赣江返回吉水故里，代表作有《晚憩富阳》、《明发三衢》、《四月十三日渡鄱阳湖》等作品，诗人将沿途之作品一并编入《西归集》。

（一）南赣山水的行役奔波。杨万里从常州返乡家居为时约一年，淳熙七年庚子（1180）正月，杨万里始从家乡吉水出发以赴广东任。沿途诗人有诗纪行，其《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皋渡》其一云：“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说明诗人是在正月五日经行庐陵、泰和之间的大皋渡的。行经泰和，杨万里饶有兴致地游览了快阁，“阁中陈迹故依然，欲问风流已百年。南岸一峰东一塔，自言曾识老诗仙。”（《之官五羊，过太和县，登快阁观山谷石刻，赋两绝句呈知县李绅公垂、主簿赵蕃昌父》其一）黄庭坚曾于元丰五年（1082）知吉州太和县，游快阁并题有《登快阁》等作品。时光已经流逝百年，在江西诗派的前辈诗人面前，杨万里仰慕不已，诗作中寓有无限的沧桑感慨。自赣赴粤，杨万里行经吉州、虔州地域，主要以陆行为主。在万安，诗人有多首作品描写惶恐滩、皂口的惊险形势，如《惶恐滩》、《过皂口》、《宿皂口驿》、《晚过皂口岭》等，“赣石三百里，春流十八滩。路从青壁绝，船到半江寒。不是春光好，谁供客子看？犹须一尊渌，并遣百忧宽。”（《过皂口》）作品写景与抒情相互结合，之间带有一种作者赏玩山水的态度。杨万里是于二月十九日翻越赣粤之交的大庾岭的，“梅山未到未教休，到得梅山始欲愁。知道望乡看不见，也须一步一回头。”（《二月十九日度大庾岭，题云封寺》其一）赴任岭南为官，路途迢迢，前程迷惘，诗人在作品中难免流落出无限的乡愁。

（二）浈水北江的泛舟南迁。翻越大庾岭，杨万里于二月二十三日抵达南雄州，题有《二月二十三日南雄解舟》。自南雄解舟浈水，顺流而下，在韶州汇入北江，沿途经过英州、清远之间的峡谷河滩，一路可谓舟船劳顿。按“此去五羊三十里，明朝还有到城时”（《清明日欲宿石门，未到而风雨大作，泊灵星小海》）推测，诗人应在清明后一日抵达广州任所。沿途诗人留有《舟过谢潭》、《明发韶州，过赤水渴尾滩》、《小泊英州》、《过真阳峡》、《题清远峡峡山寺》等诗以纪行踪。诗作大都以描写两岸山水的奇丽风光为主，如“渐有人家松桂丛，韶州山水胜南雄。”（《过郑步》）“人言此峡如巴峡，只欠三声堕泪猿。”（《过真阳峡》其四）“过了真阳到清远，好山自足乐人饥。”（《晨炊光口砦》）诗人在作品中一任主观情态的自然流露，他在自然山水面前是惊喜且愉快的。当然，自东面的王朝政治中心改任岭南，诗人必然受到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在诗人眼中看来，岭南山水无疑是险恶的充满雾瘴的。其《小泊英州》其二云：“数家草草劣无多，踮水飞鸢也不过。道是荒城斗来大，向来此地著东坡”，《杨万里评传》评论道“诗人先抑后扬，构思新巧。英州人烟稀少，很贫穷，瘴气连飞鸢都难以飞过。……虽然这荒凉的小城只有斗来大，却有苏东坡来作过太守”，“英州总能与苏东坡有了联系。对苏东坡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可见诗人纵横自如的诗才。”[8]其实，该诗依然是以言说风物、纪录行踪为主。

（三）逆水行舟的韶州赴任。广州官舍之作约有58首，主要以闲情吟咏的内容为主，如《五羊官舍春尽，晚步西园荷桥》、《西园晚步》、《新晴西园散步》、《三月晦日闲步西园》等。在羊城，户外游览较多的是越王台和连天观，以上作品均可不列入纪行诗的讨论范围。然而，广州之作也有一些情深意长的怀乡名篇，如《春晴怀故园海棠》二首，诗末注云：“予去年正月离家之官，盖两年不见海棠矣”。“故园今日海棠开，梦入江西锦绣堆”（其一），作者洋溢着对故园的热爱之情。广州任职，为时约有十个月份，淳熙八年（1181）二月，杨万里改任提点刑狱公事（治所在韶州），诗人于闰三月二日自广州发舟正式赴任韶州。其《闺三月二日发船广州来归亭下，之官宪台》云：“诗人正坐爱闲游，天遣南游天尽头。到得广州天尽处，方教回首向韶州。”忽南忽北的频繁调动，诗人无疑增添了一份仕途奔波的无奈之感。诗人乘舟一路北进，他再次历经清远、英德山水以赴韶州，比较而言，杨万里笔下的山水写得更为生动更为奇险。“底事诗人轻老命？犯滩冲石去韶州”，“一滩过了一滩奔，一石横来一石蹲。”（《峡山寺竹枝词》其三、其四）“撑折万篙浑不住，石矶赢得万余痕”，“撑得篙头都是血，一矶又复在前头。”（《过显济庙前石矶竹枝词》其一、其二）诗人借用生动活泼的民歌形式形象地描绘了急流暗滩、逆水行舟的艰险和乐趣。而《明发陈公径，过摩舍那滩石峰下》组诗十首，则是描摹北江风光、真阳山水的绝妙图画，诗人将客观的描摹与主观的赞美有机地结合起来，“水光动我巾，山色染我衣。舟行将一月，恨速不恨迟。”（其八）可见，在神奇的自然山水面前，诗人是留恋且痴迷的。

（四）戎行东粤的陆路倥偬。《南海集》中所载韶州、南雄官舍任内作品甚少，然而，细读作品，依然可以看出杨万里在韶州至少待到该年的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如《曲江重阳》、《九日郡中送白菊》，后一诗中有“一夜西风开瘦蕾，两年南海伴重阳”的诗句。此外，其《韶州州学两公祠堂记》文末亦云“淳熙八年九月九日诚斋野客庐陵杨某记。”[9]据《宋史·杨万里传》载“盗沈师犯南粤，（杨万里）帅师往平之”，《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载“淳熙八年十二月，广东安抚巩湘诱潮贼沈师出降，诛之。”其实，“巩湘时为广东安抚史，上章奏捷，而实际招诱沈师者诚斋，献浮广州者亦诚斋也。”[10]出发率兵平盗，告别韶州以赴梅县，诗人留有《督诸军求盗梅州，宿曹溪，呈叶景伯、陈守正、溥禅师》的作品。诗人挥师东行，借道翁源、龙川、五华以达梅州，梅县平乱之后又南巡至潮州以寻访韩愈遗踪。杨万里于淳熙九年（1182）新年岁首班师返回广州，出发时留有《壬寅岁朝发石塔寺》诗，诗人一路向西，先后经行惠来、陆丰、海丰、惠州、博罗等地，约于正月二十日前后返回广州。经过惠州时，诗人瞻仰了东坡遗迹，并题有《正月十二日，游东坡白鹤峰故居。其北思无邪斋，真迹犹存》。东粤之行，为时最长、跨越地域最广，《南海集》中保留了数量众多的陆行作品。杨万里在诗中以新奇细腻的视角真实地记录了粤东地域的山水风物、气候特点和饮食习俗等等。

（五）北返故园的水陆兼程。淳熙九年（1182）二月，杨万里继母丧。朝廷除直密阁，杨万里未赴任。杨万里二月自广州返棹，七月返回吉水，丁母忧。发舟广州北归，诗人先后经行鸭步（南海县鸭步铺）、黄巢矶（清远县西南五十公里），诗人云“两岁春船各一时，今年船快去年迟。”（《明发鸭步》）“自笑南来三换岁，一年一度犯惊湍。”（《过黄巢矶》）广州为官三年，在北江舟上，三次往返，一南来二北往，惊涛骇浪，奔波宦途，诗人内心潜藏有无限的感慨。北归途中，诗人依然以其艺术家的独特视角来审视清远、英德沿途的风光山水，与以往不同的是，诗人在北归途中较多地选择了组诗形式来描摹山水纪录行踪，如《清远峡》四首、《出真阳峡》十首、《碧落洞前滩水》三首等等。“今朝幸不就船行，白浪打船君更惊。只是山行也不好，笋舆寸步风吹倒”（《正月晦日自英州舍舟出陆，北风大作》），杨万里在英州弃舟登陆、骏奔韶州、江西，其间又有作品吟咏南华道：“清晓新晴物物熙，小风淡日暖归旗。不堪回首南华路，去岁梅花细雨时。”（其一）“骑吏欢呼不要嗔，二千里外北归人。殷勤自掬曹溪水，净冼先生面上尘。”（其二）不难看出，诗作中寓含有岁月流逝、南北奔波的风尘之叹。

 

二、《南海集》地理纪行的独特艺术视角

基于上述杨万里岭南行程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南海集》无疑具有地理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从地域性角度切入文学研究，可以有“以文人的移动路线（交通）切入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以文化景观为切入点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11]等多种途径和方法的借鉴。

关于杨万里《南海集》的研究，此前较多的即是从岭南地域文化的角度予以挖掘。目前可看到的成果有：曾楚楠《杨万里与潮州》（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4期），研究杨万里在潮州的行踪，并分析杨万里潮州诗的社会风貌、饮食习俗的内容。张应斌《杨万里梅州诗歌考论》（载《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6期）、《缘师杖屦到潮阳——论杨万里的潮州诗歌》（载《汕头大学学报》2004年1期），分别论述了杨万里的梅州、潮州诗作，对其作品中的自然和人文内容给予了关注，认为《南海集》对研究宋代粤东历史和杨万里的创作历程都有重要意义。李海燕的硕士论文《〈南海集〉与“诚斋体”的演变》（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则是目前研究《南海集》较为全面的成果，论文从《南海集》中的岭南风貌、《南海集》的创新与“诚斋体”的审美趋向的转变以及《南海集》在“诚斋体”演变中的地位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李海燕认为当前对“诚斋体”研究存在问题，如陈陈相因，难出新意；对杨万里研究重材料和文本的分析，但深度不够；对杨万里“一官一集”而创作的地域色彩挖掘不够。总的来看，李海燕论文对《南海集》研究有总结和开拓新境之功。

《南海集》中的地理纪行诗不仅有丰富的内容，而且更以其精湛的艺术著称于世。对杨万里《南海集》内容的研究，学者大多从自然山水诗、人文景观诗以及旅途纪程诗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前两个方面论述较细，分析较深，而后一方面则显得线索不清、挖掘不够。旅途纪程诗即本文所言的地理纪行诗，这是本文拟重点讨论的问题。本文认为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内容相互交替在纪行诗中，地理纪行模式是《南海集》最为显著的特点，以下择其要者以作简略论述。

（一）《南海集》具有纪行实录的“诗题”特色。（日）松浦友久在其《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刘维治、尚永亮、刘崇德译）中分析李白的人生总体而言是“旅人=客子=客寓者”的模式，“综观李白诗歌及生涯，我们深感他本质上是“旅人”亦即行旅之人，他的诗本质上是旅人之诗亦即行旅之诗。这并不是说，他只是像杜甫那样生涯大半在行旅中度过，而是以一言蔽之：他总为行旅人之人，总有行旅之感。”[12]事实上，杨万里一生也总是在行旅之中度过，其诗作大多也是在行旅之中完成，正如其自己所云“只是征行自有诗”。《南海集》具备有地理与纪行的双重特色，其诗歌题目真实地记录了行旅的时间和地点。以时间而言，如：

 

《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皋渡》、《二月一日晓渡太和江》、《二月十九日度大庾岭，题云封寺》、《二月二十三日南雄解舟》、《三月一日过摩舍那滩，阻雨泊清溪镇》（以上见卷十五）。《壬寅岁朝发石塔寺》、《正月三日宿范氏庄四首》、《初四日晨炊横翠亭》、《人日宿味田驿》、《初十日早炊蕉步，得家书并家酿》、《正月十二日，游东坡白鹤峰故居。其北思无邪斋，真迹犹存》、《正月二十八日，峡外见燕子》、《正月晦日自英州舍舟出陆，北风大作》（以上见卷十八）。

 

以地点而言，如：

 

《明发海智寺遇雨》、《过皂口》、《晓过皂口岭》、《晨炊皂径》、《舟过谢潭》、《明发阶口岸下》、《过郑步》、《明发韶州，过赤水渴尾滩》、《过真阳峡》（以上见卷十五）。《明发曲坑》、《明发龙川》、《过五里径》、《晨炊浦村》、《明发梅州》、《明发房溪》、《过水东铺》、《过瘦牛岭》（以上见卷十七）。

 

杨万里在行旅征程中，可谓触景成诗，无景不入诗，他以纪行性的笔调观山览水，吟诗作赋。他有意识地以时间、地点入题，善于以“发”、“过”或“宿”字冠以题首。据粗略统计，在《南海集》中，“发”字为题者约有16首，“过”字为题者约有29首，而更多的则是时间、晨昏、节候与地点相互融合的诗歌题目。这类以时间加上地名的作品约占《南海集》作品的百分之八十，这从形式上一看即知是地理性很强的纪行诗，这类纪行诗除却其地理功能和文学功能之外，它还有助于我们对杨万里仕途奔波的人生行迹作详细的考察。

（二）水陆兼行的动态描摹是《南海集》的主要艺术手法。从上述《南海集》中所体现的杨万里赣粤地域间的五个行程可以看出，除却南赣之行、粤东挥师梅州以及班师返回广州之程是其陆路行程之外，其它几个行程皆是泛舟江河的舟船生活。然而，无论是水路抑或是陆行，杨万里在诗作之中均给我们留下了动态的印象，这不仅在于其行程奔波之“动”，更多的也是体现在作品中的描写山川风物之“活”。杨万里后来在《江西道院集》中云“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四首》之一）以“山思”而言，诗人奔赴粤东征程中，穿越猿藤径、陂子坡、长峰径、五里径、竹洋径，翻过曲坑、文岭、水车铺、万安铺、彭田铺、汤田铺、瘦牛岭等等，一路山原交替、可谓行色匆匆。以“江情”而言，在浈水、北江间的南来北返中，诗人以或疾驰或徐缓的心态穿越于深山峡谷间的惶恐滩、渴尾滩、真阳峡、清远峡之间，在自然山水中激发出难以抑制的创作热情。可以如此说，山水是艺术的生命，自然山水带给了杨万里创作的源泉，“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应而后者追迫……”，正因如此，杨万里自然就要选择旅行日记体式的地理纪行诗以作动态的记录。

王兆鹏先生认为，“在杨万里的笔下，自然界的山水风云、花草树木，并不是无生命、无意识的客观存在物，它们的举止动静、运行变化，都具有灵性和知觉、意愿和情感。”[13]在《南海集》中，这种“具有灵性和知觉、意愿和情感”的山水风物均被转化为动态的描摹。杨万里描写千变万化的大自然，“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纵矢摄风。”[14]杨万里善以摄影之快镜，抓拍水陆行程间的动态风景。如“风头才北忽成南，转眼黄田到谢潭。仿佛一峰船外影，褰帷忽看紫巉岩。”（《舟过谢潭》）该首作品纪录诗人行舟浈水中，写气候变幻，舟行迅疾，船外之景稍纵即逝，“才”、“忽”、“转眼”等词语的运用，表现了自然界瞬息变化的特点。“楼船上水不寸步，两山惨惨愁将暮。一声霹雳天欲雨，隔江草树忽起舞。风从海南天外来，怒吹峡山山倒开。百夫绝叫椎大鼓，一夫飞上千尺桅。布帆挂了却袖手，坐看水上鹅毛走。”（《峡中得风挂帆》）该首作品是诗人描写赴韶州的逆水船，再次经过清远峡山，正愁滞舟难行时，忽然北风陡起，船夫迅捷挂上风帆，因而船行轻松自如。草树“起舞”，峡山“倒开”，“飞上”桅杆一系列动作，形象而快捷。北返故园，诗人第三次历经清远峡，“清晨雾雨重，不敢开船门。小窗试微启，逗入一船云。何曾烧龙麝？香霏绕吾身。身在云水上，何许觅点尘？”（《清远峡》四首其二）诗作抓拍了晓雾涌入船舱的瞬间的动态画面，富有新鲜感和动态美。

（三）《南海集》精心铺染了绚烂多姿的山水色彩。姜夔《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称颂诚斋诗云：“翰墨场中老斫轮，真能一笔扫千军。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15]吟咏山水可谓是诚斋终生痴迷之事。《南海集》中的纪行诗形象地纪录了山程水驿间山水之形之貌之奇之险，对行旅征途的山水风云、花草树木的摄取可谓是毫发无遗，难怪“处处山川”怕见诚斋之笔了。当然，在动态的山水描摹之中，杨万里又以艺术家的独特视角勾勒纪录了大自然中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的色彩之美。启程离开南赣之地，杨万里心中有一份期待和欣喜，因而，其笔下的色泽也是温润的：“桃花爱做春寒信，只恐桃花也自寒。”（《二月一日晓渡太和江》）“草色染来蓝样翠，桃花洗得肉般红。”（《明发海智寺遇雨》）“桃花薄相点燕脂，输与梨花雪作肌。只有垂杨不脂粉，缕金铺翠衬腰支。”（《万安道中书事》）“行穿崖石古，踏破藓花斑。绿语莺边柳，青眠水底山。”（《晨炊皂径》）南赣的初春充满活力，红、绿、白多种色彩搭配在一起，清新且明丽。翻越庾岭，进入岭南，诗人是以独特奇异之视角来摄取沿途斑斓的色彩，在岭南山水间，诗人有多首作品描写木棉、荔枝的热烈色泽：“桄榔叶垂翠羽鲜，木棉花暖紫霞翻。”（《过胥口镇》）“一点胭脂染蒂旁，忽然红遍绿衣裳。”（《四月八日尝新荔子》）在潮州惠来县，诗人纪录了初识大海的怦然心动：“望中雪岭界天横，雪外青瑶甃地平。白底是沙青是海，卷帘看了却心惊。”（《晨炊黄冈望海》）该诗境界开阔，青、白两种色彩描摹了大海沙滩的澎湃气势。自然，南国古树青草、奇花异木，无不激发着诗人的灵感和视觉，作者以色泽的铺染摄取来展示岭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在广州官舍的暮晚，诗人登临连天观：“暮山如淡复如浓，烟拂山前一两重。山背更将霞万匹，生红锦障裹青峰。”（《晚登连天观，望越台山》）夕阳西下，红霞万道，诗人以写气图貌之笔描绘了越台山高低起伏、云霞相映的景致，令人耳目一新。

 

三、《南海集》纪行诗视阈下的“诚斋体”研究

所谓纪行诗，乃指诗人从此地至彼地的行旅征程中纪录行迹、见闻或感受的作品，它具有地理性、文学性和纪实性的多重特点。《南海集》中的纪行诗描摹岭南的山川风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以及沿途的社会风貌，它是杨万里最真实的生活和心境的写照。

（一）杨万里纪行诗源于杜甫的“陇蜀”诗歌，纪行诗实乃杨万里诗作最显著的特征。中国古代纪行诗源远流长，远可上溯至先秦《诗经》中的《载驰》、《东山》，以及屈原的《哀郢》、《涉江》，至魏晋六朝而有山水纪行诗的滥觞；进入唐代，因为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诗人们漫游山川，吟咏性情，因而纪行诗也盛极一时。杜甫困守长安时期就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虽以咏怀为主，然又完整地纪录了发京师、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的经过。漂泊西南阶段，杜甫首先借道秦陇，历尽千难万险，经秦州而至同谷。杜甫留下了“发秦州”、“发同谷”两组结构严谨的山水纪行诗，第一组自秦州至同谷途中，题有十二首；第二组作于同谷至成都途中，同是十二首，两组诗皆以所历地名为题。“这两组诗的长处并非仅仅在于它们所叙述的行役过程在客观上具有时间的连续性，也不仅仅在于它们清晰地勾勒了一条没有间断的行役路线，而在于它们采取了化整为零又合零为整的艺术手法，形象地展现了空间跨度极大的陇蜀山水和历时三月的行役过程。”[16]

宋代写纪行诗卓著者当属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远绍杜甫。以范成大而言，他于乾道六年出使金国，将一路看到的景象纪录进72首七绝纪行诗中。范成大所著《骖鸾录》、《吴船录》乃是笔记体地理纪行作品，纪游山水，亦多清新婉丽之风。范成大自谓“余生东吴，而北抚幽蓟，南宅交广，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万里所至，无不登览”（《桂海虞衡志》），他的《吴船录》记述自四川取水程赴临安的游历，行程数千里的山水风物在作品中均有细腻描绘。《骖鸾录》是乾道八年（1172）范成大以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时所作的一部笔记体游记，作者自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出发，赴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上任，作品真实生动地记叙了浙赣湘桂地域间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比较而言，杨万里在纪行创作的成就方面比范成大稍逊一筹，主要原因在于杨万里缺乏范成大那样的结构恢宏、纪录详实的日记体式的笔记作品。然而，毋庸置疑，在地理纪行诗的写作上，杨万里无疑又超越了范成大的艺术格局。

以《南海集》地理纪行题材而言，我们难免要质疑中国传统文学史中对杨诚斋诗歌特点的概括。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诚斋体”的特点概括为三点：一是富于幽默诙谐的风趣；二是丰富新颖的想象；三是自然活泼的语言。[17]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形成诚斋体的要素之一是诗人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最大程度地投射在客观事物上，他笔下的草木虫鱼乃至山水风云无不具有知觉和情感，无不充满生机和灵性……要素之二是杨万里作诗想象奇特，但不用奇奥生僻的字句或夭矫奇崛的结构，却用浅近明白的语言和流畅直致的章法，近于口语。”[18]学界对杨诚斋的研究，大致围绕上述几个特点而作“活法”或“新颖”的探讨，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为杨万里研究夯实了基础。然而，客观而言，也确实存在思维凝固，难脱熟套，后续研究前途迷茫等问题。曾大兴先生认为，文学研究应该倡导运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因为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有“静态分布”和“动态分布”两种状态，从动态分布而言，“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会对新的所见、所闻、所感，做出自己的理解、判断或者反映，并把这一切表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19]。在《南海集》中，杨万里确实是以动态的地理迁徙的方式来反映自己在旅途中的情感和心态，而且，南粤的山水创作，引发促进了诚斋诗风格的改变。杨万里“一官一集”，地理纪行是其《南海集》之外的其它8个诗集所共同运用的艺术模式。以《江西道院集》为例，淳熙十五年（1188）四月，杨万里因朝内争斗外贬筠州（今江西高安），次年八月方得以东归，他将此间所作诗歌二百有五十首编为一集。《江西道院集》纪录描摹了自浙赴赣以及自赣返浙的山程水驿间的山川地理图画。“只是征行自有诗”，富有地理色彩的纪行写景诗普遍存在于杨诚斋的诗集中，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而，在未来的杨诚斋研究中，应该重视以下问题：重新细读诚斋诗文本，重新思考并确认杨诚斋诗歌的艺术特征，尝试建立杨诚斋地理纪行诗研究的理论体系。

（二）《南海集》诗作以赣粤之间的“江州——大庾岭——南海干线”作为地理交通背景，以杨诚斋为代表的“大庾岭驿道”文学值得学界予以关注。汉武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分三路出兵，征讨南越，楼船将军杨仆率领的一路“出豫章，下横浦”，即是从大庾岭（梅岭）关隘进入南粤的。秦汉之后，大庾岭成为沟通南北的大通道，由长江经鄱阳湖入赣江南溯进章水抵达大庾岭脚下，然后翻越大庾岭驿道抵达广东南雄县，再经浈水进入北江而达南海，这是中原通达岭南的重要的南北交通干线。唐宋时期，政府更为重视对大庾岭的开发和经营。“大庾岭驿道在唐朝张九龄开凿一次之后，虽说通畅些了，但仍属狭小险峻。唐末五代之时的动乱，客货流量锐减，杂草丛生，岭路闭塞破败更甚，亟待重新整修。嘉祐八年（1063）江西提刑蔡挺、广东转运使蔡抗，两兄弟借职责之便携手共事，‘商度工用，陶土为甓，各甃其境’，才使庾岭两面均‘成车马之途’。他们又‘课民植松夹道，以休行者’，减轻过往商客的劳累。两次对大庾岭路进行开拓，是北宋经营岭南的大局所促成，而畅通了的大庾岭路，为加强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联系，发挥着便捷的交通纽带作用。”[20]南宋政府驻跸临安（今杭州），临安——广南交通成为中央王朝沟通岭南或西南的重要干线，这条东西干线在浙赣境内与江州——大庾岭南北干线相交，大致走向是“长安、洛阳、开封得以经运河至扬州，过长江后，至杭州，沿富春江至常山，再至玉山，经上饶，沿信江而下，入鄱阳湖，溯赣江，至大庾，翻岭而南，至南雄，顺北江南下，直达广州出海。”[21][21]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岭南节度使兼广州刺史杨於陵聘请李翱为观察判官，李翱于次年正月十八从洛阳出发，循洛水，入黄河，转汴梁，沿江南运河抵杭州；溯钱塘江转信江，渡鄱阳湖入赣江，翻越大庾岭顺北江南下广州。李翱《来南录》详尽地记录了自己旅途的行踪及沿途丰富的人文景观。

杨万里《西归集》主要以临安——广南干线的东段作为地理交通背景，而《南海集》则是大庾岭——南海干线的形象写照。其《二月十九日度大庾岭，题云封寺》四首云：“小立峰头望故乡，故乡不见只苍苍。客心恨杀云遮却，不道无云即断肠。”（其二）“梅叶成阴梅子肥，梅花应恨我来迟。明年若寄江西信，莫折南枝折北枝。”（其三）诗人跨越庾岭，站在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织点上，有无限的感慨和难以排解的乡愁。客观地说，杨万里的这种乡愁情结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描摹庾岭驿道的作品中无疑具有鲜明的群体性特征。以唐宋文人为例，如宋之问、张九龄、韩愈、苏轼、文天祥者，或因为官，或因迁流，他们无不在庾岭南北题咏作品，以抒写自己感物伤怀的心境。“历代名家名作，是梅岭（大庾岭）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综合记录，是历代文化名人在梅岭留下的足迹、思想和情感的反映”，如果将庾岭驿道南北的赣江、北江水域连缀起来，我们则可以发现，这实在是一条灿烂的文学风景线。中国古代文学中所寓含的山水主题、仕宦主题、隐逸主题、迁谪主题、交通主题、旅游主题等等均可在这条山水文学画廊中得以映现。站在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大庾岭南北的驿道文学，我们有待思考以下问题：地理纪行诗中寓含有怎样的地理人文因素？地理环境是怎样影响行役之中的文人心态的？地理交通干线与文学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文本细读该怎样运用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

 

（陈小芒，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地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