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庄子的故里，最早当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附庄子传记，即“庄子者，蒙人也”。关于蒙地的归属，司马迁语焉不详。这就使得庄子的国别归属，成为后世争讼的焦点。关于庄子的国别，大致有宋、齐、梁、楚、鲁等五种观点。

 

一、宋人说

 早在战国后期，韩非已视庄子为宋人，其《韩非子·难三》云：“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张松辉《庄子故里考》指出，文中宋人之语出自《庄子·庚桑楚》：“一雀适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那么韩非所说的“宋人”，显然非庄子莫属。[1]以庄子为宋人的观念，在两汉颇为流行，如刘向《别录》云：“（庄周），宋之蒙人也。”[2]班固《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自注：“名周，宋人。”张衡《髑髅赋》托庄子之口：“吾宋人也，姓庄名周。”高诱《吕氏春秋·必己》注：“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也。”又有《淮南子·修务训》注：“庄子，名周，宋蒙县人。”西晋以降，皇甫谧《高士传》亦云：“庄周者，宋之蒙人也。”唐代成玄英作《庄子疏》，在序中说：“其人姓庄名周，字子休，生宋国睢阳蒙县。”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在“《庄子》十卷”注曰：“蒙漆园吏宋人庄周撰。”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序》：“庄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阳蒙县。”近代马叙伦《庄子义证》附《庄子宋人考》，对于蒙地属于宋国做出详尽的考证。他引《史记·宋世家·索隐》：“又《庄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蒙人止之，后为狂也’。司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驱呼辟，故为狂也’。”马氏以此证明蒙城为宋地。今人崔大华《庄学研究》根据《庄子·列御寇》中曹商在使秦得车后，“反于宋，见庄子”，及《庄子》中关于宋国君主性格、政治现状等描述，证明庄子生长地在宋国。[3]刘生良《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从《史记》“互见”之力证、历史地理的补证和《庄子》中内证等三个方面，证明庄子确为宋之蒙人。[4]方勇《庄子籍里考辨》综合多种古籍和实地考察，力证蒙地在今商丘东北数十里的古蒙县。[5]

 略晚于庄子的韩非，以庄子为宋人，这种观念在汉代得到普遍认同。他们去古未远，最为可信。后来，又经过马叙伦等一批近现代学者的潜心研究，从内证、外证双重角度，补证了庄子为宋国蒙人的传统观点，颇令人信服。

 

二、齐人说

 以庄子为齐人的观点，始于南朝陈代。释智匠《古今乐录》云：“庄周者，齐人也。明笃学术，多所博达，进见方来，却睹未发。是时齐涽王好为兵事，习用干戈。庄周儒士，不合于时，自以不用，行欲避乱，自隐于山岳。后有达庄周于涽王，遣使赍金百镒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宝，相尊官，何辞之为？’周曰：‘君不见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彩，食之以禾粟，非不乐也。及其用时，鼎镬在前，刀爼列后，当此之时，虽欲还就孤犊，宁可得乎？周所以饥不求食，渇不求饮者，但欲全身远害耳。’于是重谢，使者不得已而去。后引声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养九德。渇不求饮，饥不索食，避世修道，志洁如玉，卿相之位，难可宜当。岩岩之石，幽而清凉，枕块寝处，乐在未央，寒凉回固，可以久长。’”蔡德贵《庄子与齐文化》[6]对释智匠的观点加以附和：“释智匠说庄子为齐国人是非常有道理的。《古今乐录》虽不是一部学术思想著作，而是一部乐书，但其记载有其科学性。……也就是从此出发，我认为庄子是齐国人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而从《庄子》一书中丰富的齐文化内容更可以明白无误地得出这一结论。”后又撰写《庄学溯源》[7]、《再论庄子与齐文化》[8]等文，以张大其说。

对于释智匠的“齐人说”，清马骕已驳其非：“周，蒙人，属宋不属齐。”[9]众所周知，《庄子•秋水》谓楚王使人聘庄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楚威王”使使厚币迎庄子。然而，释智匠谓齐涽王迎聘庄子，相关文字也完全承袭自《庄子•秋水》，实属张冠李戴。对此，方勇《庄子籍里考辨》据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十六引嵇康《高士传》云：“庄周少学老子。梁惠王时，为蒙县漆园吏。以卑贱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钓于濮水之上，曰：‘楚有龟，死三千岁矣。今巾笥而藏之于庙堂之上，此龟宁生而掉尾涂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于涂中！’后齐宣王又以千金之币，迎周为相。周曰：‘子不见郊祭之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入太庙，欲为孤豚，其可得乎？’遂终身不仕。”方勇指出：“其中所谓‘齐宣王又以千金之币，迎周为相’云云，纯为小说家之言。释智匠所谓‘齐涽王……遣使赍金百镒以聘相位，周不就’云云，当是在嵇康说法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虚构发挥的结果。”此后，今人又撰文附和释智匠之说，实属以讹传讹、混淆视听。

 

三、梁人说

 庄子梁人说，起于唐初。《隋书·经籍志》在“《庄子》二十卷”下作注云：“梁漆园吏庄周撰。”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亦云：“庄子者，姓庄名周，梁国蒙县人也。”钱穆对庄子宋人的身份颇为质疑，《先秦诸子系年•庄周卒年考》：“《史》又云：‘庄子蒙人，尝为蒙漆园吏。’《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按《汉志》：‘蒙属梁国’，在今归德城北四十里。刘向谓宋之蒙人，特据初属宋而言。至战国蒙地是否属宋，固已可疑。……然则《史》称蒙人，未必即宋人矣。”他又在《附战国时宋都彭城证》中怀疑蒙地在战国时已为魏国所并，“窃疑睢阳为梁，犹在宋亡之前。”

 据《汉书·高地纪》载张良谓刘邦语：“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高帝六年，下令：“魏相国建城侯彭越勤劳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击众，数破楚军，其以魏故地王之，号曰梁王，都定陶。”《汉书·地理志》：“梁国，故秦砀郡，高帝五年为梁国。”梁国下辖八县，蒙为其中之一。对此，刘生良《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早已指出：“汉代梁国的蒙县正是宋国的蒙邑，也就是说蒙在汉代封属梁国，但在庄子生活的年代及其以前则属宋不属梁，故班固在《艺文志》特意注明庄子为‘宋人’，两相参证，即可昭然。……大抵裴氏注解欠详，陆氏不察，‘盖以蒙属梁国，据后为说’，遂将汉代封国之梁与战国七雄之梁（魏）混为一谈。《隋志》亦不不加辨析，更谬称‘梁漆园吏’，径以战国之梁作为庄子国属，错误更甚。揆诸由裴注到陆疏再到《隋志》的流变过程，此说显然是因未审历史沿革同地异属辗转因循而致误，根本不能成立，今人反将其作为与‘宋蒙’说名异而实同之说或者补证来看待。”

 此外，钱穆《附战国时宋都彭城证》对宋国迁都的考证，是不可辩驳的。但在宋亡之前，蒙地的国属，钱穆也仅仅是有所怀疑，并无确凿证据证明蒙地一定属于魏国。况且，前人已从多个角度证明宋国与庄子的关系，可知最晚在庄子生前，蒙地仍属于宋国。所以钱氏的怀疑是缺乏根据的。

 

四、楚人说

 庄子为楚人的观点，肇始于宋代。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二：“小蒙故城在县南十五里。六国时楚有蒙县，俗为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王安石作《蒙城清燕堂》：“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苏轼作《庄子祠堂记》：“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而蒙未有祀之者。县令秘书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为记。”二人皆认定亳州蒙城县（今安徽省蒙城县）为庄子故里，此地在战国时属楚，但他们并未明确指定庄子为楚人。然而，他们以安徽蒙城为庄子故里的概念，对后世影响甚广。如晚明李时芳《新修庄子祠记》：“按‘传记’，庄子后数千年无祀之者，宋元丰间蒙令王兢始祀之，苏轼为记。王安石题《蒙城清燕堂》诗，有‘民有庄周后世风’之句。若此蒙非古蒙，二公何为异口同声称为先生之故里哉？……以东坡之才、介甫之学，为宋人一代宗工，宁有考证不确而轻托于诗文者乎！”[10]王继贤《古蒙庄子序》：“东坡先生读其书，想见其人，明其不背于道；王荆公入其乡，慕其遗风，《清燕》之咏三致意焉。非庄之能有蒙，以蒙之不能去庄也。好事者以为今之蒙非昔之蒙，夫郡邑称谓，固有沿革，然今之去宋不远，而荆公于当世，号称稽古，观风问俗，岂其漫无所考而见之文字传之后世哉！必不然矣。”[11]

 时至南宋，朱熹明确提出“庄子自是楚人”的说法。其曰：“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所以孟子说陈良云云。……庄子去孟子不远，其说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闻。”他又从学术特点的角度加以补充，“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孟子只往来齐、宋、邹、鲁，以至于梁而止，不至于南。然当时南方多是异端，如孟子所谓‘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如说‘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当时南方多异端。”[12]朱熹的观点在后世得到广泛的响应，张耒《刘壮舆是是堂歌》“楚人有庄周者，多言而善辩”，罗原《尔雅翼》卷十三“宋玉、庄周，皆楚人”，舒岳祥《老椿》“庄周，楚人”，周琦《东溪日谈录》卷十二“庄子，楚人也”，林尧俞《南华经荟解序》“庄，楚人也”，王夫之《楚辞通释•九昭》“庄周、荀卿之流，皆楚人也，全身远害退隐已耳”，董思凝《王夫之庄子解序》“庄子，楚人也，尝为蒙漆园吏”，等等。清人张佩纶撰《读庄子》和《庄子楚人考》两文，通过比附《庄子》和《离骚》原文，证明庄子为楚人。近代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云：“庄子楚子，虽生于宋而钓于濮水。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陈地水也。’此时陈已为楚灭，则亦楚也。”时至今日，庄子为楚人的观点仍多有信从者，如菲铭《庄周故里辨》[13]及《再论庄周故里》[14]、常征《也谈庄周故里》[15]、钱耕森《庄子故里蒙城说考辨》[16]、孙以楷《庄子楚人考》[17]、蔡靖泉《楚人庄周说》及张正明《庄周的乡贯和道统》[18]，等等。

 以庄子为楚人的观点，就其产生的根源大致有三：其一，乐史《太平寰宇记》误以蒙地为楚县，刘生良《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引《汉书·地理志》证明，魏在宋亡后占据蒙地。“退一步讲，即使宋亡后蒙入楚置县成为可能，这也和‘梁蒙’说一样是‘据后为说’，只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根本不足以乱庄子为宋人之说。”实际上，《太平寰宇记》卷十二“宋州·人物”条明言“庄周，宋蒙人”，正与其“楚蒙说”自相矛盾。然而，乐史误称蒙地为楚县，实开庄子楚人说之先河；其二，朱熹从文化的角度断定庄子为楚人，这对后世影响甚广。宋国处于南北交汇的要冲，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在所难免，但不能据此认定庄子为楚人。方勇《庄子籍里考辨》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断：

阎若璩在批评归有光《五岳山人前集序》所谓“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传，荀卿之论，屈子之骚，庄周之篇，皆楚人也”的说法时说：“按：荀卿，赵人，但晚为楚兰陵令耳。庄周，刘向曰‘宋之蒙人也’。蒙城在商丘城外，正宋地，于楚何渉？太仆尚如此，于他人何尤？朱子曰‘庄子自是楚人’，亦误。大抵考据，文人不甚讲，理学尤不讲。”（《答万公择书》）诚然，自宋以来所谓庄子为“楚人”的说法，大都乃是不甚讲究考据，人云亦云所致，我们可不能再因袭此类说法了。

       其三，王安石、苏轼误以安徽蒙城为庄子故里，究其根源在于不知此蒙城为东晋时侨置，绝非商丘东北的宋国蒙城。对此，刘生良《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有非常详尽的考证，可参考。

 

五、鲁人说

 近代，有学者以庄子为鲁国人。王树荣《庄周即子莫说》[19]认为庄周“即孟子所称之子莫”，其根据是“周训普遍，莫训广漠无垠”，而“《庄子·齐物论》（笔者按：当作《逍遥游》）‘子有大树，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名周，字子莫，固意义相生也。……朱注云‘子莫，鲁之贤者也’，《诗》云‘奄有龟蒙’，《论语》云‘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庄子》书中屡称道仲尼、颜渊之说，然则庄子乃鲁之蒙人也。”

对此，方勇《庄子籍里考辨》加以辩驳：“今案《尚书·禹贡》‘蒙羽其艺’、《诗经·閟宫》‘奄有龟蒙’、《论语·季氏》‘东蒙主’之‘蒙’，皆指今山东省中部的蒙山，在春秋时属鲁国，而《孟子·尽心上》所说的‘子莫’也确为鲁国人，但此蒙非彼蒙，此‘子莫’更非彼‘庄周’，这对于稍有历史文化知识和历史地理概念的人来说都是不难作出明确判断的，所以‘鲁蒙说’也就终因无人响应而自行消失了。”

 

小   结

 有关庄子国属的诸种观点，“宋人说”产生最早，又经过先贤时哲的共同努力，已取得了扎实而丰硕的成果，完全可以为庄子国属问题进行盖棺定论。“梁人说”和“鲁人说”因缺乏后人的响应，逐渐湮没不闻。现在，“齐人说”和“楚人说”仍较为活跃。究其原因，首先是文化影响的因素。庄子思想中不乏齐、楚两国文化影响的痕迹，尤其庄子和屈原在文学方面相似之处甚多，自南宋以来为学人所公认。这成为“楚人说”持论者的主要依据，也造成不小的学术惯性。然而，文化影响与籍贯决不可混为一谈。恰如韩非作《解老》、《喻老》，司马迁也认为其思想归本于黄老，但韩非终究还是韩国人。其次，某些学人出于对家乡的私爱，不免曲护己说，强拉庄子入本籍。最后，一些地方政府基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目的，争夺名人故里，部分学者诱于利禄而跟风鼓吹，导致在学术上误入歧途。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并未列举所有研究成果，只择要述之。）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 吕不韦.吕氏春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6] 刘安.淮南子[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 周启成.庄子鬳斋口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9] 马叙伦.庄子义证[M]//民国丛书.上海：上海书店，1996.

[10]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 陆德明.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3] 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 郦道元.水经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5] 马骕.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宋健，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