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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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邵炳军
总之,人地关系是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基本关系,文人的空间聚合与分离给文化带来刺激,给文学发展带来生机。[51]也正是因为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文学的人地关系问题,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断定文学地域性特征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卢云《汉晋文化地理》(1991)、王子今《秦汉地域文化研究》(1998)、[52]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2001)、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2002)、[53]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2006)、[54]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及文人流布》(2012)[55]等,从宏观理论方面探讨文学地域性特征的代表作有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1995)、[56]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2006)[57]、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2012)[58]等;正在进行的断定文学地域性特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王祥主持的 “宋代地域文学研究”(2006)、崔志远主持的“地缘文化诗学与新时期地域作家群”(2007年)、崔向东主持的“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2007年)、何新所主持的“宋代都市文学生态研究”(2008年)、左鹏主持的“文人流动视野中的唐诗地理学研究”(2010年)、葛景春主持的“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杜甫研究”(2010年)、王培军主持的“近代诗的流派与地域研究”(2010年)、余连祥主持的“地域文化视阈中的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研究”(2010年)、汪文学主持的“边省地域对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影响研究——以黔中明清文学为例”(2010年)、刘方主持的“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2011年)、郭万金主持的“明诗文学生态研究”(2011年)、吴正岚主持的“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研究”(2011年)、景遐东主持的“唐代江南地区文学家族研究”(2011年)、康震主持的“唐代两京都城文化、空间形态与唐代诗歌若干重要主题、风格流派的生成和演变研究”(2011年)李春丽主持的“草原文化视域下的金元词研究”(2012年)、杨亦军主持的“蒙元及其前后时期的西域文化与文学研究”(2012年)、侯体健主持的“南宋福建士人群体与文学研究”(2012年)、白一瑾主持的“清初京城诗坛研究”(2012年)、蔺文龙主持的“清代文学地理及文人流布研究”(2012年)、邢蕊杰主持的“清代两浙文化家族联姻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2012年)等,正在进行的特定地域文学地域性特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马堃主持的“地域文化与保定作家群研究”(2010年)、延娟芹主持的“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秦文学研究”(2010年)、张德丽主持的“西安地域文化研究”(2010年)、効天庆主持的“陇中文学研究”(2012年)、朱瑜章“东西方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河西文学研究”(2012年)等,特别是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梅新林主持的“浙东学派编年史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2010)、朱汉民主持的“湖湘文化通书”(2010)、张福贵主持的“东北地域文化研究”(2010)、范金民主持的“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2010)、黄才贵主持的“贵州山地文化研究”(2010)、刘志友主持的“新疆喀什地域文化研究”(2010)等,这些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完成之后,会使中国文学地理学建构取得丰硕的基础性成果。
作为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密切地关注并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地域文化生态与文学的地域性特征,自然是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为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学作出丰厚积淀。
(邵炳军,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1] 丹纳【法】《艺术哲学》,中译本,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4页。
[2]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馀论》,《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80页。
[3] 旧题吕不韦[周]撰、高诱[汉]注《吕氏春秋》,上海书店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云间宋邦乂刻本,1985年。
[4]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梁运华整理,2004年,第813页。
[5] 王聘珍[清]《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本,王文锦点校,1983年,第162页。
[6] 班固[汉]撰、颜师古[唐]注《汉书》,中华书局校点颜注本,傅东华等点校,1962年,第1640页。
[7] 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第74页。
[8] 转引自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9]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第9页。
[10] 李伯齐《地域文化生态与文学小议》,《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第68-72页。
[11] 彼得·伯克【英】《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中译本,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12] 胥臣(前?年-前622年),即僖二十三年《左传》、《晋语四》、《晋世家》之“司空季子”,亦即僖三十三年、文五年《左传》、《晋语四》、《晋语五》之“臼季”,姓姬,氏胥,其后别为司空氏,名臣,字季,尊称子,晋公族,食邑于臼,晋文公五年(前632年)为下军佐,后官至司空,位在卿列。其素有贤名,熟知卜筮,精通《周易》,谙习《诗》、《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中期晋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与文士。说详:邵炳军《胥氏、解氏、张氏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春秋时期晋国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研究之五》,待刊。
[13] 韦昭[三国吴]注《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黄丕烈刻士礼居仿宋刻明道本,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1998年,第356页。
[14] 钱中文《文学发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8-359页。
[15] 邵炳军《周大夫家父《节南山》创作时世考论》,《文献》,1999年第2期,第23-41,169页。
[16] 李旦初《<国风>的地域性流派》,《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22-28页。
[17]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第7页。
[18] 何西来《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生态因素》,《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第50-56页。
[19] 孔颖达[唐]《礼记正义》,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1328页。
[20] “一”,文渊阁刻本作“壹”。
[21] 班固[汉]撰、颜师古[唐]注《汉书》,中华书局校点颜注本,傅东华等点校,1962年,第1640页。
[22] 班固[汉]撰、颜师古[唐]注《汉书》,中华书局校点颜注本,傅东华等点校,1962年,第1708页。
[23]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页。
[24] 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96年,第4期,第85页。
[25]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486页。
[26] 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
[27]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元化主编《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3-161页。
[28] 章培恒《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地区差别》,《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第60-65页。
[29] 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华文出版社,1997年。
[30] 昭九年《左传》杜《注》:“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国,为西土之长。骀,在始平武功县所治釐城;岐,在扶风美阳县西北。”孔颖达[唐]《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2056页。案:魏,当今山西省芮城县至万荣县之间。骀,即邰,在今陕西省武功市西南。芮,在今山西省芮城县西二十里。岐,在今陕西省岐山县。毕,在今陕西省咸阳市北。
[31] 昭九年《左传》杜《注》:“乐安博昌县北有蒲姑城。”案:蒲姑,亦作薄姑,在今山东省博兴县东南十五里。商奄,即《墨子·耕柱篇》之“商盖”,在今山东省曲阜市东。
[32] 巴,疑即巴人之巴,或在今重庆市。濮,即文十六年《左传》之“百濮”,在今湖北省石首县一带。楚,即楚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市。邓,即今河南省邓州市。
[33] 昭九年《左传》杜《注》:“肃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馀里。”案:肃慎,亦称“息慎”、“稷慎”,为族系之名,两汉三国时之“挹娄”,南北朝时之“勿吉”,隋唐时之“靺鞨”,宋元明时称“女真”,皆其后裔,今满族先祖。其故地,或以为在今黑龙江宁安县以北,或以为即今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西),傅斯年等《东北史纲》认为在今辽河流域,薛虹《西团山文化》(《吉林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认为在松花江上游牡丹江流域一带,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认为在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其故地虽不能确指,足见其分布地域之广。燕,即北燕,都邑在今北京市。当时以“亳”为地名者甚多,盖殷商都亳,而都城屡徙,亳名不变。如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南之南亳,偃师县之西亳,商丘市北之北亳,然皆不足以为“北土”之亳。
[34]《史记·五帝本纪》:“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裴骃《集解》引徐广《史记音义》:“一无‘土’字。以为西者,今天水之西县也。”又引郑玄《注》:“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又引孔安国《注》:“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张守节《正义》:“和仲,主西方之官,若《周礼》秋官卿也。”则此狭义之“西土”,而昭九年《左传》中“西土”为广义之“西土”。笔者讨论《豳》、《秦》、《魏》、《唐》诸风地域性特征时所谓“西土”即取其广义。又,《国语·郑语》:“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韦《注》:“周众,西周之民。东土,陕以东也。”则“东土”亦有广狭之别:狭义指成周王畿之地,广义指陕以东。又,昭九年《左传》中“东土”指齐鲁之地,《史记》、《汉书》中“东土”多指故齐鲁之地。笔者讨论《齐风》、《曹风》地域性特征时所谓“东土”即取此意。
[35] 《国语·郑语》韦《注》:“成周,雒邑。荆蛮,芈姓之蛮,鬻熊之后。申、吕,姜姓也。应、蔡、随、唐,皆姬姓也。应,武王子所封。邓,曼姓也。陈,妫姓也。”
[36] 《国语·郑语》韦《注》:“卫,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
[37] 《国语·郑语》韦《注》:“八国,姬姓也。虞,虞仲之后。虢,虢叔之后,西虢也。”
[38] 《国语·郑语》韦《注》:“齐,姜姓。鲁、曹、滕,皆姬姓。宋,子姓。薛,任姓。邹,曹姓。莒,己姓,东夷之国也。”
[39] 韦昭[三国吴]注《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清嘉庆二十三年黄丕烈刻士礼居仿宋刻明道本,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1988年,第507页。
[40]《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引《周书》亦作“土中”,《水经·洛水注》引《周书》则作“中土”。《作洛解》孔晁《注》:“(土中)王城也。于天下土为中。……西土,岐周通于圻内。”按照“中野”、“中道”、“中夜”等构词规则,且又与“西土”相对,则当作“中土”为是。又,“中土”有时与“中国”同意,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毛《序》:“《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此“中国”与“四方”对举,“京师”与“四国”并言,则“中国”即“中土”。“中土”与“中国”意义又有不尽相同者,若“中国”与“四夷”、“蛮夷”、“戎”相对,则指华夏之地,如庄三十一年《左传》、僖二十五年《左传》、成七年《左传》、昭九年《左传》等。
[41]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25-529页。
[42] 邢昺[宋]《尔雅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2615页。
[43] 孔颖达[唐]《尚书正义》,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203页。
[44] 此“九州”之“州”依然为地域概念,而非后世行政建置意义上的“州县”之“州”。
[45] 邢昺[宋]《尔雅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2614页。
[46] 孔颖达[唐]《礼记正义》,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1338页。
[47] 孙奭[宋]《孟子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2706页。
[48]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49] 施坚雅【美】《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第3页。
[50] 斯波义信【日】《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译本,方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51] 戴伟华《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人空间排序及其意义》,《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5-22页。
[52] 王子今《秦汉地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53]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
[54] 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
[55] 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及文人流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56] 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57] 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58]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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